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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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性 如果发明是不可操作的，专利局可以拒绝通过这项专利。专利局要求发明者提交一个工作模型或一些物证以证明这个发明是可操作的。申请人很少遇到这种要求。不过，美国专利局轻易授予专利权并不说明整个情况。专利会受到法院的挑战，法院并不是那么宽厚地承认这种权利的。例如，1966年到1971年间，69％的上诉到联邦法院的专利被宣布为无效。
谁可以申请专利
美国专利制度要求，专利申请只能由发明者提出。（也有例外——例如，当发明者死了，疯了，身体不好时，或者是联合发明者，或发明者已把他或她的专利权转让给别人，并拒绝签署专利申请时，或发明者不能找到时。）每个专利申请者都必须起誓以证实她或他自己是第一个和唯一的发明者。专利通常授予个人或法人，而不授予合伙公司或空头的合法实体。
专利许可的目的
有关专利许可的传统观点是专利促进了发明。专利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促进投资。第三个目的是鼓励秘密公开，因为专利保护能使发明者把在没得到保护时会保密的东西公诸于众。最后是创造产权，西方社会经常为个人的观念建立产权，把它作为自然法原则的一种扩展。
技术创新与损失的消费者－生产者剩余
我们已经概括了有关专利制度的一些潜在利益，这些潜在利益是由专利报酬和专利制度的前景等观点证明的，这里，我们要考察专利制度的社会成本。可以假定，社会成本是由于获得专利的发明实行垄断定价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当造成的。持有专利权的创新者可通过专利的排他性来获取垄断利润，也可通过允许别的厂商使用专利权来收取与垄断利润等值的专利使用费。社会仍然能够通过被配置在别的地方的资源的节约而获得纯收益。社会从新产品或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工艺中得到收益。然而，垄断定价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进而造成的社会成本，可能会抵消取得专利权的创新提供的收益，假如该专利产品终究成为市场上可供利用的产品的话。如果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可资使用或消费者没有替代品的知识，专利持有者就可能把他的产量减少到低于竞争条件下的水平，并把价格提高到高于竞争条件下的水平。并且，专利持有者可通过改进原有的专利而得到更大的垄断利润。其结果，专利制度的社会成本可能远大于提供给社会的利益。为了正确地进行专利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必须把上面讨论过的收益加总起来，然后减去资源配置不当的成本，以及没有专利发明制度对社会可能会有的机会收益。推测起来，专利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某些场合，得自特定的创新发展的收入超过专利制度所产生的成本。不过，专利制度之所以存在，也可能只是由于没有其他合适的制度可供选择。
商业秘密
近年来，专利标准已有相当程度的提高。结果，大批专利由许多法院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在商业秘密领域里，法院进行了反方向或反作用的活动。有关商业秘密的法律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大部分法院现在承认盗用一项发明所泄露出来的秘密是违法的。保护商业秘密学说的依据是不正当致富原则。就秘密资料来说，法院不允许个人从不正当竞争行为或因违反商业道德而获得利润。法院已经保护这样的商业秘密，如处理化学品的方法、化学配方、信用评价、建筑规划和广告等。著名的商业秘密是可口可乐的配方。另一个是史密斯的咳嗽糖浆的配方。据报道这种糖浆已有100多年历史了，但仍然“神秘莫测”。17年专利保护期与商业秘密提供的保护相比是很短暂的。曾用于制作最高级乐队所用的钱的钢材的秘密冶金生产方法已有几个世纪之久了。这样的生产方法是由同一个家族继承下来的。尽管如此，用商业秘密的形式（而不是用专利的形式）保密资料的人们是在冒险，因为秘密是会被泄露或公开的。
专利保护期——最佳保护期是17年吗？
我们的专利制度延长到17年，这介于英国的14年和21年之间。别的国家允许他们的专利从15年延长到20年。某些国家有两个或三个取决于发明类型的不同保护期。当专利保护延长则，就可能出现一种权衡替代。一个人预计某一特定发明享有的财产权或垄断权的时间越长，可以推测就越会有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发明专利项目。然而，专利保护期越长，该专利的垄断就存在得越久，并且价格保持在垄断水平而不是竞争水平上的时间也就越久。为找到社会中最佳的专利保护期限，我们要权衡的是为了专利产品而引致更多的研究和更多的创造性努力，还是在专利保护期内支付更高的价格。
《产业组织理论、证据
和公共政策》
克拉克森 米勒著
18 从法律角度看竞争与垄断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对法院如何处理垄断行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这些章节既叙述了产业组织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也叙述了法律对这些活动的处理。本章则对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关于竞争与垄断的观点进行总的考察。反托拉斯法、公共政策和政府调节措施的新近进展，将推迟到下一章去讨论。
回顾一下前面各章的内容，尤其是第3章，就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可赖以制定一种清晰一致的有关商业行为的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样，已经获得的经验证据也不能为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简单而又明确的准则。例如，由于规模经济的差异，较低程度的集中在某些产业中是有益的，但在另一些产业中也许是有害的。进一步说，生产函数、信息、资源和决定市场结构的其他变量的差异，也意味着没有一种产业行为模型总是能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因此，经济理论并未提供一个始终如一的完善的典型，来作为各种公共政策的衡量标准。由于这一点，以及由于法院的判决常常形成某些与导源于市场力量的刺激相异的鼓励作用这一事实，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法院对竞争和垄断的解释上。
早期公共政策
目前有关限制贸易的行为的公共政策肇始于19世纪后期。在从1890年开始颁布一系列联邦反托拉斯法之前，是用借鉴于英国的习惯法来控制限制贸易的行为的。这里所说的习惯法，指的是法院的处理超出了立法措施的范围。习惯法也是对成文法作出最终解释的工具。控制限制贸易行为的公共政策源自支配以契约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的习惯法。
辅助条款
习惯法中明显包含着的有关限制贸易的行为的公共政策，集中在辅助条款或用来补充某一契约的其他契约上。在15世纪期间的英国，由于当时人口流动水平低，管制限制贸易的活动的辅助契约是非强制性的。很多附加契约和协议，禁止卖者同买者们之间展开任何竞争。一个无力迁移的卖者实际上会最终失去其生计。第一个记载下来的处理限制贸易行为的习惯法案例的判决，含有一个辅助条款。该条款附加在约翰·戴尔所拥有的企业的拍卖契约上。戴尔原来应允“半年内不再在本镇使用他的染色手艺……”。法院判决原告不能根据契约向戴尔收取违反协议的款项。按照习惯法，该协议限制了贸易。那时所说的限制贸易，指的是不利于“公正的”商业活动。
后来，当市场扩大和货物与劳务的流动性增大时，如果（1）辅助契约规定了特定的时期（例如5年）和地域，和（2）如果它们是“合理的”，那末，习惯法便坚持履行辅助契约。
转向执行辅助条款这一点，在1711年的值得庆祝的米切尔近雷诺兹案例中显露了出来。在这一案例中，原告米切尔以被告雷诺兹不再在邻近做面包生意为条件，向被告租借了一爿面包店。后者也是一个面包师。这样，原告实际上既购买了面包店的使用权，也购买了以前伴随着它的面包生意。法院否决了雷诺兹提出的有关辅助条款的理由，因此米切尔赢了这场官司。这一案例值得庆祝的理由是，法院将贸易限制系统地分为“好的”和“坏的”。帕克勋爵提出要进行这种区分。他将限制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前者是无效的，后者是有效的。他指出，利用一般限制的目的是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某些为恰当的考虑所支持的特殊限制是可接受的。如果在时间和地点上受到限制，这些部分限制或辅助限制通常会得到确认。因此，米切尔与雷诺兹案例意味着推理规则的形成（法院必须诘问限制是否合理）。
到19世纪时，辅助契约是合法的。在该世纪末，法院放弃了“特殊需要”，开始单独考虑限制的合理性。自那时以来，推理规则也在这个国家的反托拉斯立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搞清楚一种特殊的限制是否“恰当”，法院需要了解限制的目的以及它所产生的结果。
明确的契约
第二类限制贸易的契约，包括那些旨在固定价格或使用其他垄断手法的契约。这类契约一般要求在同一产业的厂商之间达成串谋性质的协议，未确定整个产业的价格、产量、质量水准或采取其他削弱该产业中的竞争的统一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