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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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及难题
现在我们从特定角度来看看一个行业，它会告诉我们这个行业是否存在串谋；以及，试图在竞争的厂商间求得合作会产生些什么问题。
卖者的数量和规模分布
卖者的数量和规模分布是一个结构方面的问题，它影响到卖者间的合作。市场中的卖方越多，厂商把价格保持在竞争水平以上也就越困难。何以如此呢？这有几个原因：
1．卖者数量越多，至少出现一个寻求侵犯性定价策略的“违约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鉴于市场份额对价格的敏感性，即使只有一家厂商违约，但如果该厂商足够大的话，则其他厂商要将价格保持在高于竞争水平以上就是困难的。
2．卖者数量越多，各个卖者就越可能忽略其产量和定价决策对竞争者行为的影响。
3．卖者数量越多，每个卖者越可能面临不同的成本和需求条件，于是，获取最有利的卡特尔价格方面的意见也就越分散。
至少有两位经济学家曾指出，随着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增加，为提高价格而协调一个行业内厂商行为的成本将随着厂商的数目以指数的形式增长。如果没有一个核心销售机构，每个厂商就必须与其他所有厂商互通定价信息（缄默地或公开地），此时双向沟通的渠道总数等于n（n—1）／ 2。于是，当仅有2个卖者时，沟通渠道数为1，当有4个卖者时，渠道数为6。依此类推。
产品异质性
产品越是同质，管理固定价格的串谋协议就越容易。事实上，对完全同质的产品来说，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价格。这时以联合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寡头间协调就变得较为容易了，因为这时的变量只有价格。当产品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时，竞争就会在许多方面发生。产品的异质可以是质量、卖者位置、生产时间和交货时间，以尽售后服务等变量的函数。另外，信贷条件也能影响质量固定产品的单位价格。
实际上产品越是异质，竞争者的行为和非价格竞争形式的违约——它可以替代价格竞争——对串谋协议的破坏就越大。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航空服务业。该行业出售的商品，即从某地点到另一地点的运输，包括了许多质量方面的内容：起飞和着陆时间、座位宽度、飞机上的盥洗室数量、服务的频率和食品的质量、上映影片的好坏、空中小姐人数，等等。在放松管制以前，美国民用航空局规定的卡特尔限制价格，实际上总是因为竞争而被削减。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即使在管制最严格的串谋组织中，也会存在非价格竞争。
定货规模和偶尔定货
可以想象，当定货频繁、有规律且小批量时，缄默的串谋活动就可能更多。虽然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定货不频繁且批量很大的条件下，有效的串谋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基本上是定货批量越大，定货次数越少，对串谋协议进行舞弊可得的利润也就越多。而且，串谋协议的成员可能会发现，监视不常定货产品的削价行为也越困难。每个厂商向串谋组织内其他厂商传送的信息量随着成交数量的增加而增长，所以成交数越少，传送的信息也越少。
为对上述理论的应用加以说明，菲利普斯描述了19世纪后半叶铸铁管行业的历史。在限制行业价格竞争的投标卡特尔形成以前，投标价根据偶尔的大批量交易的工作量而定。在中西部市场，有15家卖者。一批定货可以保持几个星期的生产运转。这时没有得到定货的厂商就面临着生产设备的过度闲置。在争夺大批量定货的投标竞争中，这些厂商就会倾向于将价格削减至能够补偿可变成本和少量固定成本的水平。
这些情况导致了该行业激烈的价格竞争和一些企业的破产倒闭，并促使六个主要铸铁管生产商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而这些却正是法院在1898年创下先例的判决中发现其非法的协议。
成本差异
串谋组织中不同厂商的内部成本结构可能决定了串谋组织在维持特定市场份额、产出率和价格上能否成功。相对于经营成本来说，基本上是管理成本越高，协调就越困难。高额管理成本会使边际成本相对较低，而边际成本越低，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厂商希望削价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任何既定的需求减少量，管理成本对经营成本的比率越高，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所能削减的产量就越小，与此相应，价格的下降额就越大。换句话说，当需求下降到维持工厂生产能力的产量水平以下时，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条件下，管理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比率较高的厂商会比比率较低的厂商更大幅度地削价。
因而我们可以断言，在那些管理成本与生产成本之比相对较高的行业（或者行业中至少存在着一家管理成本与生产成本之比相对较高的大规模厂商），串谋组织将是较不稳定的。
串谋组织广泛存在的迹象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诚然，想通过能实施的或不违反自由和正义的法津来阻止同业者这样的集会，那是办不到的。但法律不应该使这种集会易于举行，更不应该使这种集会非举行不可。”
看来，斯密是对的。定价合作确实遍及美国的大部分行业（虽然不合法）。《商业周刊》1975年的一篇文章逐字引用了几十位公司总经理的话：“占压倒多数的经商者与他们的竞争者讨论定价，这也正是您经商的诀窍。”我们在表14.2中转载了60年代美国各个行业中固定价格串谋的一些证据，表中的数据出自海（Hay）和凯利（Kelley）的一项研究的附录，但在此我们做了一些更动。
正如你能从表中看到的，同业公会常常卷入到这些串谋活动中。违法的通常是固定价格；但有时同业公会也卷进了分配客户配额和其他受指控的活动。
《产业组织理论、证据
和公共政策》
克拉克森 米勒著
15 兼并、纵向一体化与多样化经营
兼并
兼并可简单地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厂商在一个所有者或控制者之下的结合。纵向一体化与混合式多样化经营则是其具体的兼并形式。纵向一体化可视为是这样一些厂商的兼并，这些厂商分别处于某一单个产品或服务的不同阶段上。混合式多种经营则是通过各自生产不同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一些厂商的兼并而实现的。最后，横向一体化或横向兼并指的是跨越某一既定的商品空间的一些出售同样商品的厂商之间的合并。两家制鞋公司兼并成一个公司，一群生产钢的厂商合而为一，都是一种横向一体化。上章关于卡特尔和勾结的分析大多都适用于横向一体化。但在同一个所有者的情况下，进行合谋的费用就不复存在。因此可以认为，通过串谋所能取得的任何垄断权力或垄断利润，通过兼并能够更好地获得，只要兼并所费成本不是太大。由于一次兼并或一系列兼并会增强一个市场的集中程度，所以兼并的可能性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相当多的反托拉斯法规和诉讼，借以限制由兼并活动产生的垄断力量。
兼并运动简史
美国第一次大的兼并运动始于1879年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形成，于1892年左右结束。显然，把兼并运动划分为任何不连续的阶段都是任意武断的。我们知道，有些学者的看法是，第一次兼并运动开始于1890年，持续到1904年；第二次运动发生于1920年至1929年期间；第三次运动开始于1940年左右，延续到1960年代。还有一些学者把兼并运动划分成一些较为短暂的阶段：第一次运动从1890年至1892或1893年；第二次运动从1897年至1904年；第三次从1920年至1929年；第四次从1940年至1963年；第五次，一种跨行业的大集团式联合，则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最近。
兼并类型的变化
联邦贸易委员会对于不同类型兼并的划分和统计，显示了上半个世纪一种明显的趋势。起初，横向兼并量为盛行，在1926年至1930年期间，其比例占所有兼并的3／4。在最近一些年代里，跨行业的大企业间的混合兼并最为流行，约占所有兼并的4／5。
兼并动力
对于驱使厂商在其产业内改变它们结构的各种力量，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讨论，其中用于改变产业结构的一种方法就是兼并。在政府大量卷入兼并活动之前，最通常的兼并形式是同种产品市场上的两个厂商的合并。这种行为的动机或者来自竞争，以此使厂商得以利用规模经济和商标；或者来自反竞争，即通过减少该产业内的竞争来增强兼并厂商的市场地位。
避税
现行税法和会计制度经常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在那里，具有不同纳税义务的厂商仅仅通过兼并便可获利。例如，衰落产业中的一个亏损厂商被另一产业中的高利厂商兼并后，其利润就可以在两个厂商之间分享，并可大量减少纳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