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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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其成本和需求是否有确切的了解并不重要。选择最佳产出、质量、数量和价格组合的企业最终将生存下来，迫使其他也希望幸存的企业至少要模仿它。这有时被称为幸存者法则。它有助手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对抗性质。
然而，这里论述的有关对抗的常识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中将不是特别明显的。现在我们详细分析完全竞争模型。
完全竞争和对抗
完全竞争的定义也许可以加上完全没有有意识地对抗这一附加的属性。一旦我们假定完备的信息，那么现实市场就不存在对抗，因而也就没有可供分析的市场过程。的确，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有有意识的对抗迹象都将不复存在，没有做广告的动机，无需市场研究，当然也没有差别，因为产品是同质的。在买方方面，买者无需寻求更为有利的交易，买者也不会为某一次购买而遗憾，当然也没有买者会费神察着商标。简言之，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一部分个人的行为不能被归之为有意识的对抗。
然而，在某些方面，没有有意识的对抗是和下述模型的分析相矛盾的。例如，我们能够分析剩余和短缺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均衡价格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价格不同。然而，均衡产生的唯一途径依赖于经济交易者之间的对抗发生作用的动态过程。例如，在过量供给情况下，卖者为了脱手不需要的存货可以接受较低的价格。因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有在一种均衡价格下（或在一个不断由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运动的世界）才有意义。
这里提到的观点不是说完全竞争模型没有价值。的确，我们将发现这个模型能使我们理解许多经济行为受到一般限制的结果。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在使用完全竞争模型时，为了使模型适合于现实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修改假定。下面的静态均衡分析在理解完全竞争时是有用的。因为一个或更多的假定都无法精确描述市场中的实际状况，比起物理学中对真空假定的批评来，这一模型的作用没有任何减少。
竞争和效率
完全竞争市场可以描述如下。对完全竞争者产品的需求完全有弹性。所有打算出卖的产品在市场价格下都能卖掉，但没有一件能在任何较高的价格上卖掉。所以，完全竞争者只有两种选择：应该进行生产吗？如果应该，生产多少？利润极大化的完全竞争者选择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出率。我们知道完全竞争者面临一条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因而，利润极大化要求价格定在和边际成本相等处，或者P＝MC。
完全竞争模型的一个含义是行业产出和经济效率是一致的。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在任何给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完全竞争的理想世界能使所谓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在这样一种状况中，要改进任何一个人的地位而不使其他任何人的地位恶化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理由，促进竞争常常是一种政策目标。
完全竞争不是现实
在方法论上，为建立模型起见，常常使用完全竞争世界的架构。然而，政策制定者常常将完全竞争状态描述为一个也许可以渐近达到的目标。但是对任何一种一般性的促进竞争的政策，我们都能想到许多反对意见。换言之，完全竞争世界不必是最终的政策目标。首先，我们知道因为信息从来不是完备的，所以完全竞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几百万农场主中，只有少数人才确实面临有着完全弹性需求曲线的现实世界。此外，在许多行业中，需求常常不足以支撑众多达到效率规模的企业。人们怎么能想象有几百个彼此竞争的电话系统和供电公司呢？因而，完全竞争是一个非现实的目标。达到完全竞争也许意味着重建整个世界。
张伯仑指出，由于在能力、趣味、收入、实者场所、意愿等方面的差异，按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纯粹竞争不能被看成是理想的。换言之，按照张伯仑的观点，消费者将愿意为了多样化而牺牲一定数量的配置效率。张伯仑争辩说，因而社会福利的理想不可能是纯粹竞争而是纯粹竞争和垄断竞争的某种结合。可是，如果多样化能对消费者产生效用，那么配置效率也许仍然可以实现。
竞争的政治方面
经济学家经常研究抽象的经济模型。抽象的完全竞争模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完全竞争能够导致经济效率，但是在形成有利于如果不是完全竞争，至少是更多的竞争的一般社会舆论方面，一个完全竞争世界的政治影响也许一直并将继续是非常有力的。一个有着众多买者和卖者——至少有足够多要求竞争者——的市场会导致权力的非集中化和分散化。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问题是通过市场上供求力量互相作用解决的，这与在垄断盛行时私营企业手中，或在政府管制和国营企业盛行时政府手中可能掌握的那种有意识运用其势力的情况相反。限制政府和垄断的力量是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的主要部分。这随之又为设计美国政府体制提供了某些基础。
此外，竞争性市场机制不是靠人为的因素解决经济问题；所谓大企业人士和政府官僚们的人为因素被排除在外。在没有人和一般性决策或政策有关时，这个社会的经济主体就不能将他们的失败归之于某一具体个人的决策。最后，支持竞争性市场的一个政治论点强调它所带来的明显的机会自由。请记住，完全竞争没有进入壁垒。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从事某项职业或他们爱好的职业，仅受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技巧、天资（有时是资本）的限制。
可行的竞争
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在政治上吸引了许多人，但是正如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它却不能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因此，作为一种政策指南，一个竞争性模型就会遭到某种失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世纪40和50年代的研究产生出更加可操作的模型，约翰·M·克拉克称之为“可行性竞争”。克拉克认为完全竞争过去没有，现在或将来也不会存在，他争辩道，长期偏离完全竞争模型不一定会危害社会。因而，他开始建立一组判断一个竞争经济可行性的最低限度标准。他的理论已由许多经济学家加以修改。
结构、行为和绩效 在克拉克的创性工作出现后，众多经济学家都写了关于可行性竞争的最低标准的论文。史蒂芬·索斯尼克（Stephen Sosnick）评论了50年代末之前的所有文献。这里我们用索斯尼克使用过的标准的结构－行为－绩效三分法来概括15个可行性竞争的标准。
结构标准：
1．不存在进入和流动的人为限制。
2．存在对上市产品质量差异的价格敏感性。
3．交易者的数量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行为标准：
4．厂商间不互相勾结。
5．厂商不使用排外的、掠夺性的或高压性手段。
6．在推销时不搞欺诈。
7．不存在“有害的”价格歧视。
8．对抗者对其他人是否会追随他们的价格变动没有完备的信息。
绩效标准：
9．利润水平刚好足以酬报创新、效率和投资。
10．质量和产量随消费者需求而变化。
11．厂商尽其努力引进技术上更优的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流程。
12．没有“过度”的销售开支。
13．每个厂商的生产过程是有效率的。
14．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卖者得到最多的报酬。
15．价格变化不会加剧周期的不稳定。
这些标准可以作为竞争是否出现的信号，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可作为政策指南。
对可行性竞争的批评者 克拉克和他的追随者遇到了批评。批评者们基本上是质问可行性竞争的研究是否有实际意义。“足够”是什么意思？在涉及推销开支时的“过度”意味着什么？“有害的”价格歧视是什么意思？这张问题单可以不断列下去。这些问题引起了重要的价值判断问题，它当然不是实证经济分析的内容。即使在讨论生产过程的效率这个概念时，人们只有依据某一个衡量标准才能估计效率；但是要得到某个衡量标准，人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意愿的。后者要求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分析。而且，如果一些标准满足，但是另一些却不满足怎么办？那么我们将如何决定竞争的可行性呢？
杰西·马卡姆（Jesse Markham）针对上述的规范和标准，提出了一个评价行业结构和绩效的替代方法。他建议：
只有在对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和形成它们的动态力量做一番完全的考察后，在导致社会收益大于损失的公共政策措施下没有明显的变化时，一个行业才能被判断为可行的竞争。
这个替代方法同样有问题。懂行的人们在如何计量公共政策措施的社会收益和损失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举一个例子，人们常常建议石油公司应被分解为较小的经济实体。消费主义者拉尔夫·纳德及其追随者相信这种剥夺将明显使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差额为正，另一些坚决相信石油公司也许会损失规模经济效益的人则认为，实行这样一种政策措施会使社会成本超过社会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