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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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赶到那里后，他找到的只是一辆空车。他碰到了约德尔，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国人打交道了。形势异常紧迫，瓦利蒙特立即开始工作，因为车厢里除了副官外没有其他人，而且形势也需要他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些日子里，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成了外部混乱局面的一面镜子：希特勒在慕尼黑阿尔齐斯大街“元首官邸”，与齐亚诺和赖伐尔举行会谈，未在专列上露面；凯特尔和约德尔在阿尔齐斯大街和车站之间来往奔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单独在一节卧车里，搜集紧急情报，拟制在突尼斯构筑“桥头堡”，以及占领“法国剩余地区”的命令。
这次参谋部的搬迁表明，希特勒已改变初衷，不想马上返回东普鲁士，而是想独自在“山间别墅”，思考新的形势。在距陆军总参谋部约1000 公里，离事件发生地点2000 公里的“山间别墅”，希特勒这个刚刚还在慕尼黑啤酒馆自称为斯大林格勒主人的人，在11 月19 日至21 日，又遭到1 周内的第三次沉重打击：这座经长时间争夺的城市已被俄国人包围。数周来准备对顿河下游实施突破的企图，由于象北非一样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弃。一个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并已在斯大休格勒这个旋涡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德国装甲师，以及由蔡茨勒创建的由后方的打字员、面包师和司机组成的“紧急动员分队”，即搬出手头的一切力量，暂时抵挡一下俄国潮水般的攻击。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大本营仍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那样，采用习惯的分散办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们居住在“山间别墅”；凯特尔、约德尔和大本营第I 号宿营地的军事成员们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部长的座上客；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则在萨尔茨堡车站的特别列车上。主要于实事的陆军总参谋部设在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军总司令部，而他的总司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其他事物。由于斯大林格勒事件，约德尔于11月21 日，将指挥参谋部移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鲁普步兵营房，离“小首相府”则更远了。第二天，整个大本营再次迁回“狼穴”。
迁回东普鲁士后，又重开了形势讨论会。在恢复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的第一篇中称，“元首对第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形势充满信心”。11 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城周围，未遇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桥头堡，“法国剩余地区”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笼罩着德国大本营。在整个形势完全突变的情况下，希特勒依然挥舞着他的指挥棒，到处兜焦着他那东拼西凑的战术。
第五部衰败时期（1942 年11 月——1944 年夏）第一章时代特征
到1942 年底，德国最高指挥层已失去运筹帷幄的能力，这成了它在当时的最重要的特征。当时，希特勒不是利用尚存的防卫潜力和广阔的占领区，制定一个明智的、要求不过高的战略。使战争落得一个较好的结局，而是完全按照他在11 月20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的豪言壮语行事。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越遭受打击..越发坚强的男子汉”，现在他只“有一个信念——战斗”。墨索里尼不同意他的观点，回信中他明确建议——后来他又多次提出，必须“以某种方式结束已毫无意义的对俄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头号敌人英国”，及其构成重大威胁的空中优势。而他的德国伙伴却把这一思想看成是”无稽之谈”，以致于政治当局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对战争的这种解决方案进行一丝一毫的认真分析。
希特勒的战争准则，总的来说，是违背战争艺术的全部准则的。它的全部内容就是维持已得的，夺回失去的，分兵把口，面面俱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迫进行战略防御的观点从未有过市场：国防军统帅部仓促下达的指令中，没有一个使用过向战略防御转变的字眼。即便是在防御形势下，这种观点也很少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形势越是紧迫，他越是喋喋不体地说：“敌人的兵力不久就会耗竭一空。”因此，长时间以来从未出现过一种思想，即放弃一些没有意义或失去意义的阵地或地域——那怕不是在全线——但至少应该减少风险，以便组建预备队。取得更大的战役机动性，从地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重新赢得部分行动自由。然而，他却认为，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便会“失去重要物资”他认为必须固守，因为固守是防御的最强有力的形式；他认为必须牵住敌人，使敌人无法在其他地方出现，但往往却做茧自缚，坐失良机。
这些“原则”——加上他随意滥用的严历命令，便是他长篇大论、常常是“马后炮”的“决断”的基础。根据这些决断，一块块地段相继丢失，主动权日渐丧失，越来越受制于敌人。
上文所列举的希特勒的所有重大的领导错误，都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他领导能力的突然衰退，也不能归咎于11 月事件。大约1 个月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以坦率的语调在战时日志中写道：“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完整的决策；似乎元首已不再具备此种能力了。”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能作为他处在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德国战争进一步衰败时的精神状态。他缺少一批追随他的将军。作者认为。希特勒一直认为血汗耗尽的德国国防军，仍占绝对优势，强如往昔；而他身边的高参，几乎没有一人出来直谏，阴止他的这种僵化观念延续。
约德尔将军长期置身于9 月争吵的后遗症之中，虽然也偶尔冲动，但他以其全部的意志克制自己，不再触犯这位独裁者的尊严。蔡茨勒将军，目前只能做一名有求必应的助手。而其他将军，经过多年的考验，还没有一位能代替他的职位，更不用说高他一筹了。如果希特勒不放弃对军事领导。尤其是对陆军领导，那么在他身边的任何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都会步蔡茨勒的后尘，很快被搞得精疲力竭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益增长的重大弊端不能不再次归咎到国防军领率机构的组织体制。一方面，蔡茨勒效仿希特勒对盟邦的态度，在东线战场上设置“障碍”，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越来越难以掌握战争的全局；而另一方面，越来越繁重的“统帅部战场”的指挥任务需要指挥参谋部去完成。“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早就成了陆军第二个作战处，除它之外，希特勒又将补给工作交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需处负责。然而，这两个单位既无自己的部队。又无装备，完全依靠与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部，特别是陆军总参谋部的协作。贻害最大的是由于希特勒对敌人的低估，企图将西线情报处由陆军总参谋部划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是由于蔡茨勒的顽强抵制、这一企图才未能实现。该处设在柏林，处长必须每月一至两次向设在东普鲁士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汇报。但从未面见过希特勒。而蔡茨勒也不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插手统帅部战场的后方军事管理工作。
空军和海军是在其总司令统一领导下，而且其总司令都与希特勒保持着密切联系；而陆军的分工不过是协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收集每日情报而已。当时，空军的状况是，作战能力急骤下降，而海军，自1943 年春，由卓越的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海军大将接管后，这个在德国唯一还保持进攻的领域，也几乎处于停顿。因此，从战略高度对这些失利对全局造成的影响，事先作出判断，或者采取挽救措施，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可能性极小，更谈不上对事件进行高瞻远瞩的分析。这样，希特勒自己的“工作班子”，也被他自己的杂乱无章，搞得精疲力竭，过早夭折。
德国大本营在德国失去主动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从事的这种单调的工作到本书这一章为止，只是作为这一阶段的特殊事件加以描述的。一些形势讨论会的速记稿，可能比作者的描述更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大本营里所发生的事情和情绪。
第二章从斯大林格勒到突尼斯
斯大林格勒和突尼斯的惨败，标志着这一时期开始的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首先应当归咎于立于德国最高领导层之首的希特勒。从整个战略角度看，这两次灾难的根由，约德尔将军早就在他的“指导原则”中有过阐述。他在1942 年11 月29 日，根据南线和东线形势的重大变化，要求他的参谋部“从三个方面”对“整个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同时提出他自己的“指导原则”：
“北非必须作为欧洲的前沿阵地无条件地坚守。一旦失去北非，英国便会越过佐泽卡厄索斯群岛、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厄撒半岛，向东南欧发动进攻。因此，必须保障巴尔干的安定和安全”。
他接着指出，“在西线和北部地区，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有重大行动；而一在东线，必须建立几道坚固防线，以便在明春能至少从某处转入进攻。”
在北非这个同意大利人共同分担的“同防军统帅部战场”，约德尔的方针中如果在“无条件固守”之后，又出现“可以放弃”这样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与其说是总参谋部的话，倒不如说是希特勒的语言。希特勒的“直观”中会产生许多新鲜的、似乎是确定无疑的想法：突然间，巴尔干成了英国的最大战略目标，可同时意大利不会遭到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