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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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1934 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 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1935 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 年11 月5 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 月13 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 年2 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 年2 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 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