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武则天-女皇之路》章节:第56章,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政事堂设于门下省，突出了门下省的审议封驳权限，诏旨无论出自中书还是皇帝本人，都可视情况驳回甚至涂归（即直接在圣旨上批注退回）。魏征即以门下省给事中的身份驳回过太宗的亲笔诏旨多起，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政事堂设置之后，成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按照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方可颁行生效。而未经政事堂签署通过，直接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皇帝不得用朱批，只能用墨笔，封袋也改用斜封，称之为“斜封墨敕”，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事了。学者余英时即认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以初唐时的政事堂制度最为接近儒家“圣君贤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时却居然对君权的范围有所划定。唐人李华所作《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人，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议之。”余英时引用了这一段文字后，由衷地感叹道：“此记明白规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国制度史上一项极可珍贵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最后一项，即君不可以对人民无道。此记绝非李华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唐初（特别是贞观）以来的政治传统。照这个传统。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议’君的权力。然，与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贵卿比，政事堂的权力并不算太大。因为齐宣王问孟子‘贵戚之卿’，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而政事堂却并不能‘易君’。但就秦统一后的情势言，‘议’君之权见诸明文，已极为难得。因此，从这个文献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体相权不但非宋以下可比，而且也超过了汉代。”[2]
政事堂虽然有这样大的权力，但却是众宰相的群言堂，权力并不集中于个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赖他们治理国家，而不必担心某位权相会威胁帝位。唐代多名相却少有威势足可易主的权相，即是为此了。
现在裴炎任中书令，即把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往中书省，标志着门下审议权限的衰落和中书地位的加强，而他自任秉笔宰相，即每次开会议由他主持纪录，俨然为首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员如要出席，必须经过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变为一言堂。尚书省在太宗之后已逐渐简化为单一的执行机关，如今门下省的职权又受削弱，三省并重的局面渐渐失去平衡，中书省的地位日渐重要。从此之后，无论是尚书仆射还是门下侍中，如不带同中书门下的名号都不得进入政事堂议政听政，唯独中书令被视为真宰相，不必接受这项封号，由此可见中书省的独尊地位。不过，门下省的监督职能不仅是针对权相，也是针对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裴炎的请求，固然主要是为了满足裴炎的权力欲，但对她自己也未必没有好处。
在短短的十几天中，武后一口气做完这一系列安排，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她的眼光和魄力，——她走的每一步棋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效用。12月30日，武后将不听话的郭正一罢黜相位，这正是嗣皇帝守丧期满的日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武后看着急不可待的哲三下两下除去丧服，不禁微笑：他一定给憋坏了。
[2]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
公元684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嗣圣/文明/光宅元年，每一次改元，都反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争斗和变革。这是高宗入土为安的一年，这是武后独揽大权的一年，这是大唐帝国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一年，这是神州易主苍生迷惘兵戈大起的一年。权力的巅峰，只容一人独行。蓄谋已久的太后，不甘受困的皇帝，野心勃勃的朝臣，落寞失意的士人，都倾尽全力盛大出演，看谁终将点燃闪电。
哲现在终于做了皇帝，韦氏成为皇后，但他依然不快乐。怎么乐得起来呢？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没有一个不是母后的支持者，上上下下，铁桶一般，他虽是名义上的皇帝，却四面受制，无人能为其所用，处境较章怀太子当年更为不利。章怀太子当时至少上面还有个维护儿子的父皇，还有一批忠心于太子的东宫僚属，而哲却什么都没有，真真正正的孤家寡人。哲做太子的时间不长，忠心于李唐皇室而又能说得起话的只有一个刘仁轨，但远在长安，象裴炎等聪明人早已另攀高枝投靠了武后。高宗后期太子频频更换，每一次废太子都会连累到东宫亲近大臣的贬黜，人们因此不愿和太子太过接近，何况哲“春秋鼎盛，圣道未周”，做太子期间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更让人不敢将身家性命和前途寄托到太子身上。在这样心态的驱使下，大多数东宫官员都是碌碌无为，挂个名字混日子而已。
东宫僚属田游岩的际遇可为典型代表。田游岩原本是隐居嵩山的著名隐士，明崇俨被杀，武后设专案组日日追查，高宗唯恐章怀太子出事，一面命太子监国以增强实力，一面亲往嵩山请田游岩出山，希望他能像汉初商山四皓那样保住太子的地位。但章怀太子最终还是被废，田游岩因为刚到东宫不久，没有受到牵连，而是留下来继续辅佐新太子哲。既受高宗知遇之恩，照理说应该尽忠职守忠于太子，但不知是哲太不具有亲和力，还是田本人性格使然，不要说为太子保驾护航，就是看见太子胡作非为也一声不吭从不劝谏，完全局外人一样，“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岁月”，颇为时论所讥。象田游岩这样亲受高宗“调护之寄”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就更可以想见了。
哲虽然已经贵为皇帝，但当时以裴炎为首的大臣对他的态度依然十分冷淡，他们似乎更属意于哲的弟弟豫王旦。在洛阳统领禁军的两位首领程务挺、张虔勖早与裴炎打得火热，成为武后的工具。哲似乎也有试图拉拢羽林军，争取他们的支持，但并未成功。[3] 满朝文武虽多，竟没有一个人可以施以援手，哲虽然坐上了龙椅握到了玉玺，但在母亲的天罗地网下仍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在高宗诸子之中，哲历来是评价最低的一个，除了明崇俨处于针对章怀太子的目的而夸了哲一句长得像太宗，几乎就没得过其他好评，说他斗鸡游猎贪玩不知书不好学不做家庭作业的倒一大堆。其实此情此景，就算公认聪明绝伦的章怀太子也无法应付，何况智商不太高的哲。然而，自甘认命，躺在菜板上任人宰割的滋味太不好受，哲和贤毕竟是嫡亲兄弟，天分虽然不及，性格却相差无几。就算明知强弱悬殊，也要尽力一试，尽管这种努力，在他人看来简直可怜复可笑。眼看着两个哥哥如此下场，并亲去送行目睹章怀太子被流放巴州衣不蔽体的凄惨场面，他还有勇气反抗，不管后果如何，也足以让人尊敬了。日后张柬之称其“勇烈”，也是有感而发吧。
正月初一，哲初掌国政，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即超擢皇后之父韦玄贞为豫州刺史。正月十日，又把韦后的远亲韦弘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韦家只是个没落的老牌贵族，不能给中宗提供什么实质上的援助，而当时也已经不是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时代，可是孤立无援的中宗又能向何处延揽亲信呢？堂堂大唐天子，总不能跑到大街上见谁就拉：“你好，我是你的皇帝陛下。跟我走，帮我干掉我老娘，我给你大官做！”武后好笑而又感叹着儿子的幼稚，倒也没有出面阻止。——憋了那么多天，也该让他发泄一下吧^_^
初尝权力滋味的哲开始走得更远，他要把韦后之父韦玄贞从刺史提升到侍中，又准备把乳母的儿子提升为五品官。这一举动常为后来人诟病，但按照唐制，由刺史而升宰相的并不少见，何况皇帝任用岳父为侍中，政治敏感性远比任用其他亲信官僚为轻。然而唐代出旨权为中书省所控制，皇帝的这一主张立刻遭到了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坚持认为不可。当时裴炎为中书令执政事笔的首席宰相，侍中刘景先与他私交甚好，几位新任命的年轻宰相裴炎基本上都能控制，如果皇后的父亲做了侍中，掌控具有封驳权的门下省，裴炎的地位必然大受威胁。皇帝再三催逼，裴炎坚决不肯受命，不由得勾起年轻皇帝的心头旧恨，忍不住大怒：“就算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也是我的事，有何不可！怎么就做不得侍中？”
裴炎骄狂已惯，何况哲本来就不是他心目中的合适君主。他若是有把哲放在眼里，当初就不会绕过嗣皇帝奏请太后掌政，他既然敢这样做，必然就有预料会招致皇帝的不满和报复。得到中宗这样的回复，裴炎立刻告诉了太后。武后本来就在踌躇以何种理由收回权柄，裴炎的告发无疑又是一个机会，此时中宗的皇帝位还没有做满一个月。
[3] 《资治通鉴》言及中宗被废后：
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
从飞骑口吐的“反言”看来，中宗似乎也曾拉拢过羽林军但被拒绝，事后羽林军抱怨武后的封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