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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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瑗眼见无望，一激动又不觉用上了以前常用的腔调：“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这不仅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更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有关社稷兴亡的大事。
教训，又见教训！高宗早已烦透了这些说教，只觉对方动不动拉大旗作虎皮全然无视天子权威，于是一纸令下，将褚遂良从潭州（今湖南长沙）贬到更遥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而旧党看不顺眼的李义府却升迁至中书令，作为给韩瑗的答复。这样不给面子的举措，无疑已是个清晰明显的警讯，预示着政坛的风暴，即将到来。
从高宗废后易储之后，大唐的政局又有变动。易后之争只是将褚遂良贬黜，长孙无忌仍任太尉，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这三人的职务均未变动。立李弘为太子之后，德高望重的于志宁任太子太傅，这是他继承乾、李治、李忠之后第四度出任太子的老师（此公挺谁谁死，屡试不爽^_^)。太子宾客则由韩瑗、来济和许敬宗兼任，由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样吴越同舟的局面，其实也是沿用贞观故例，当日承乾与李泰之争李治渔翁得利被册立为太子，太宗便把原来拥戴李泰的朝臣如马周、刘洎等派去和拥戴李治的关陇重臣一起，组成新的东宫班子。然而，表面上的和谐掩盖不了台面下的明争暗斗，得势的关陇重臣少不了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倾轧，原魏王党的刘洎因此被诬屈死，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倒霉的轮到他们了。被刘洎引荐入侍属于魏王党外延的李义府，作为立后之争中的头号功臣而入阁拜相，便想到为昔日恩公平凡昭雪。题外话一句，李义府虽然恶毒，但对于他有恩的人倒真是感恩图报，对刘洎是这样，对武后也是这样，虽是小人，倒也是真小人。因刘洎之死事关褚遂良的进谗，高宗也有意借此事再打击一下元老集团，大臣们纷纷希旨附和，唯独门下省的乐彦玮进谏称此案为先帝所定，如为刘洎翻案岂非指责先帝用刑失措，高宗深以为然，于是罢议，乐彦玮也因这一番进言而得到重用。说来也是可笑，李义府胡作非为得到天子的庇护，想为刘洎的冤案昭雪却无能为力，朝臣弹劾李义府的恶行遭到贬黜，阻挠他平凡冤案反而得到重用，而高宗明明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是非对错，却仍然作出这样的处置，只能让人为政坛的黑暗而叹息。
不过，对于以前失势的承乾党及魏王党旧人，高宗还是有提拔的，原本坐承乾谋反案而贬职的杜正伦，便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拜相。显庆元年，早因年高体弱而处于半隐退状态的中书令崔敦礼寿终正寝，后又发生韩瑗为褚遂良请命一事，高宗便干脆再度贬黜褚遂良，而将李义府升为中书令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宗的用人政策，对于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党人士，不遗余力地支持庇护；对于受旧党排挤的原承乾魏王党中人，予以拉拢提升，以扩大统治基础；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要么明示尊崇暗里不理不睬，要么贬黜打击不留情面。可怜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当初费尽心机才能打倒承乾和李泰，将李治扶上太子的宝座，换来的却是政敌的扶摇直上和自身的岌岌可危。上苍嘲弄人类的智慧，可谓极矣。如果他们早知道会有如今的结果，当初是否还会这样一心一意地为李治打算筹谋呢？
注：[1] 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
臣闻春莺鸣于献岁，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应时，人有贱而言忠。臣去岁冬初，云阳下县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极文学之清选。未几，又拜臣侍御史，滥朝廷之雄职。顾视生涯，陨首非报，唯欲有犯无隐，以广天听。
伏以李义府枉杀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应更有鞫问。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后庶绩咸熙，风雨交泰。亦不可独是独非，皆由圣旨。昔唐尧失之于四凶，汉祖失之于陈豨，光武失之于逢萌，魏武失之于张邈。此四帝者，英杰之主，然失之于前，得之于后。今陛下继圣，抚育万邦，蛮陬夷落，犹惧疏网。况辇毂咫尺，奸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愤，义士扼腕。纵令正义自缢，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上非王出；赏罚之柄，下移佞宠。臣恐履霜坚冰，积小成大，请重鞫正义死由，雪冤气于幽泉，诛奸臣于白日。
除了文臣方面的调动，武将方面也有安排，显庆元年派程知节出征西突厥的葱山道行军便是一次让人疑窦丛生的军事行动。前文已述，太宗皇帝去世后，原本归降唐廷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被唐军击退，但阿史那贺鲁本人并未成擒，因此高宗发动葱山道行军，旨在打击西突厥，安定西域，选定的主帅便是程知节。程知节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陌生，他的本名程咬金可就响亮多了，《说唐》中大名鼎鼎的瓦岗寨主混世魔王是也^_^ 他成名于隋末唐初的乱世风云，成名之后嫌自己的名字太过老土，像个俗不可耐的土财主，于是换成了文绉绉的程知节。和小说中那个只会三板斧、时常要人搭救的搞笑人物不同，历史上的程知节出名的勇猛善战，玄武门事件中表现积极，是当时伏兵宫禁的十三首领之一。但太宗登基之后他并没有参加任何大的战事，贞观后期大部分时间是以禁军统领的身份在京城宿卫。
显庆元年，程知节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被高宗一纸诏令调出京城，出征绝域，开始还取得了一些战绩，手下苏定方表现出色，五百骑兵就把西突厥四万军队冲得溃不成军，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称皇帝认为程知节恃勇轻敌，特别派他来节制，不许进兵。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阿史那贺鲁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按律当诛，改判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
葱山道行军总体上算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没有什么战绩可言，然而高宗会突然启用一位年近古稀、远离沙场已久的老将出征，颇耐人寻味。从整个过程来看，命令收军、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主要责任并不在程知节，且王文度得以控制程知节的原因竟然是“假传圣旨”，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王文度假传圣旨，其罪当诛，高宗却异常宽大地仅判以“除名”，且旋即启用，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之后，唐廷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这距显庆元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而并不负有主要责任的程知节也照样被免官，之后再度启用，也是远离京城，外放做岐州刺史。程知节于是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立刻得到批准，一直活到麟德二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而终。
王文度何以胆敢假传圣旨？程知节何以会任他胡来？高宗的行事又何以如此费解？这背后就关系着当时的政局了。程知节为秦府旧将，一直深受太宗信任，贞观十七年确定太子之后，他出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也就是负责宫廷枢纽玄武门的保卫工作。而玄武门是否在掌握中，关系着宫廷政变的成败；唐代前期四次成功的宫廷政变者，无不抢先夺取玄武门，陈寅恪先生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程知节能负责把握此要塞，足证他的确是太宗的心腹。时至永徽六年，他不再担任检校北门屯兵，但仍任左卫大将军，掌宿卫宫禁，负责守卫正殿诸门，宿卫内厢，并防守皇城四面。[2]而长孙无忌作为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头号功臣，与参与此事的得力干将程知节，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据程知节的墓志铭记载，当日太宗病逝于京城郊外的玉华宫，长孙无忌为免引发恐慌，封锁消息，密召6000禁军飞骑护卫太子先回京，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才宣布太宗死讯，太子登基。而统领这6000飞骑、“从今上先还”的禁军首领，正是程知节。
高宗要对付长孙集团，虽然已经得到了以李绩为代表的军方支持，但如果长孙无忌心一横，联络昔日同僚，借用程知节统领的禁军之力，再策划一次玄武门之变，兵谏逼宫，绝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程知节的左卫大将军之职决不能保留。因此，高宗才会派遣这位在京城养尊处优已久的老将再临沙场，并安插王文度故意破坏程知节的行动，找岔子剥夺程知节的兵权。所以王文度并不是假传圣旨，而是确有密令在身，苏定方作为小角色不知道其中内幕，年老成了精的程知节却是清楚得很。自己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所以他会任由王文度胡来。对方既然如此识做，高宗也没有必要做得太绝，本意是把他外放，远离京城，让长孙无忌找不到援手就算了，程知节干脆请求告老还乡，安度晚年，高宗也就顺水推舟，不再折腾这位伯父级老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