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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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大了,就不回去了吧!回去还要转机,一个省一个省地去探亲,体力吃不消啊!你的那些伯伯也不在了,去了只有伤感。他们几个家的景况也不太好,我看了也伤心啊!”
短促的美丽,也深深烙印生命
2004年3月19日,一场经过导演的枪击案改变了台湾重要的选举。原本岛内呼声最高的连宋在惊叹声中落马,这场选举,输得不明不白。
民进党依然得势,蓝军气数已尽。心里沉重,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关心那些和父亲一样,流落岛上变成台湾一分子的老人们,他们来自各省,在台湾的记号叫做:“外省人”。他们有坚不可摧的中国情结——他们一辈子所信仰的价值,认为不可被玷污的记忆,自2000年选举以后,又再一次崩塌。
希望,再度破灭。老人们老泪纵横,湿润的眼眶里,都是灵魂的词汇。后裔兴许不太明白他们内心里的悲凉,不太明白他们一生信仰的陷落是多么的情何以堪,可是却愿意陪着他们扛着青天白日旗,为这场不公义的选举去“总统府”前静坐抗议。沸沸扬扬,持续了好多个日子。
父亲在电话里气愤地告诉我:“民进党把大家都当傻瓜吗?我每天都和你三哥去游行。那些年迈的老兵,在游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哭了……现实对于我们,太残酷了。”
电话这头,脑海里浮现父亲那些长达半世纪的战友,各省口音齐聚,每张年迈皱褶的脸上,都是慈祥的微笑。我问过爸爸带有浓重乡音的朋友:“伯伯,您老家是哪儿的啊?”
山东、河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广东……他们说话的声音像一面镜子,总是映照出和这个岛上格格不入的异乡人本色。他们的籍贯、身世故事,像是个磁带,几十年间永不厌倦地对着许多重复的人反复播放。
我永远听不腻。听他们的故事,感觉就像是贴近父亲的胸口,去聆听父亲的心跳,感受父亲的喜怒哀乐。我从每个伯伯的故事里,更多看见的,其实是父亲自己的影子。
人在少年时代的离乡,往往促成他们一生的乡愁和永远不变的少年情怀。我发觉,《四郎探母》似乎是每个老兵成长的背景音乐,伴随着长达50年的哀嚎啜泣。他们用一生去体会《四郎探母》的每个音,每个字。
所有的爱恨情仇,在历史面前,声嘶又力竭。
让未知孵化我不渝的信仰
我习惯和初次认识的朋友说自己是河北人,但又碍于自己清晰的台湾口音,折衷一下,干脆说自己是厦门人,是长在厦门的河北人。要是有幸和他(她)们深交,我才会慢条斯理地说起其实自己来自台湾。
我无意说谎,没什么原因,只是不想被放大,不想被特别注意。不想总是听到人们惊讶好奇夸张的声音和表情:“哇!台湾!你们那里一定很不错吧?”然后再丢出你早就回答过千万次的问题:“怎么会来这里上学?”最后,在你轻描淡写的解释之后,对方还赞叹一句:“嗯!你普通话说得还真不错!”
“您是韩国人吧?或是日本人?汉语说得真好!”
我沉下脸,不悦:“我是中国人!”
对方依然热烈:“不会吧?你骗我的吧?中国人没像你这么说话的。”
我别过头去,一阵静默。
我忽然明白了,你花了4年的时间,跨越海峡,追寻一种“认同”;可4年过去了,你才知道,其实“认同”,就在灵魂和血液里,而不在于地域。
你就像是个两边都不兼容的异类,在广阔的土地上,你得注意措辞,小心翼翼地别把大陆说成中国,你得说自己是中国台湾“省”人,不然这片广大土地的人民会和你争论。可是,当你说你是,你就是中国人的一分子的时候,他们又觉得你是冒牌货。在岛上,你有个记号,是“外省第二代”。你是外省人的后裔,也是已衰落的国民党后裔,你为那些你相识或不相识的台湾外省伯伯心疼,觉得历史和穹苍真是无奈,却又本能地去亲近。
昂首阔步,不留一丝遗憾
父亲在电话里总是殷切地说:“女儿,还是回来工作吧!”
可是我很清楚,我的学历不幸沦为政客玩弄政治的牺牲品。过了海峡,你的山大文凭只是白纸一张,一文不值。唯一的出路,似乎是出国读研,那意味着我仍然必须向年迈的父亲伸手。
我明白,自己终究无法割舍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一切情感是来自灵魂里无法磨灭的认同。我承认我对这片土地也会经常不满,可我离不开这里,一旦离开,就是倾巢而出漫山遍野的想念。
我忽然想停一停,在大陆的一个城市驻足停留;用一种新的形式,在工作中体会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感受。于是,今年大学毕业的我,选择了故都南京。
我就是这么任性,像2002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参加大陆高考一样,这次又坚定地想留下来。爸爸,您能理解我的,对吧?
在这片土地上,我拿着台湾护照,操着台北口音,说自己是河北人,也许大陆人无法理解这种情怀。只因为我身上所承载的一切,都是来自父亲,所以我不能离去。
我终于明白,原来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情绪,原来心底的中国,其实就是爸爸的感觉……
(张静芬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0期)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10期 作者：(台湾)陈婉容
小蒋没理由不幸福
初二那年,父母离婚后,父亲调动了工作,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了这所职工大学。一辆卡车拉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咣当咣当地进了校门,还没停稳,传达室里便蹿出个看样子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来,兴奋地叫道:“快来帮忙呀,又搬来了一家呦!”然后他就积极地爬上爬下搬这搬那,太重的东西他也抬不动,但轻的行李他一只手恨不能提好几个,瘦小的身子夹在包包裹裹中间,显得他越发地像根顶着个大脑袋的火柴棒儿了。他一边忙活,一边嘴巴不停地问我这问我那,当得知我比他小一岁时,他的表情一下子神气起来,努力挺了挺胸脯,大声地说:“那我就是哥哥!叫我小蒋哥哥吧,放心,以后哥哥会罩着你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小蒋哥哥并不是哪家的孩子,而是学校的职工!这所开办不久的学校筹建的时候,从外单位调过来了一个木匠,没想到一天中午他吃着饭就一头趴在桌上了——是心肌梗死引发的猝死。他老婆抱着3岁的女儿、领着14岁的儿子从山西老家跌跌撞撞地赶来奔丧,校方对这一家人的不幸很同情,于是就依家属的要求让他的儿子——14岁的小蒋顶替父亲的编制在学校工作,帮衬着看看大门送送信件报纸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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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老师们都挺喜欢他的,都觉得他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在食堂打饭时什么菜最便宜就买什么,省下来的钱都寄回老家。
我们家对门的张老师有一个跟小蒋同岁的儿子,他的个头蹿得很快,张老师就把他小了的衣服给了小蒋,小蒋那个高兴劲儿呀,他对着镜子一件件地比画着,又仔细折好了收进箱子里,从此把张老师改口叫“张妈妈”!
我们家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嫌吃饭的气氛不热闹,有时就把小蒋喊了来。从那以后,小蒋把我父亲也改口叫了“李爸”!
我说你这人怎么乱认爸妈呀,他很认真:“应该的,所谓衣食父母不就是说给过你衣服穿给过你饭吃的人,就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吗!”我有点好笑,不过,心里竟有小小的触动,没想到那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在他心里居然有这么重的分量。
过了几天,小蒋来向我借上学期的课本。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想了想,怎么着咱也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上班的,总不能一直做个没文化的人吧!”就这样,小蒋总是在自学我上一个学期的课程。
在我高一上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小蒋笑眯眯地来了:“梅梅你知道吗,我也初中毕业了!”原来,他自学完初中课程之后,找了一套毕业试卷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又央求各科老师给批改了——每门课的分数都很高!我说:“可是,考得再高也没有学校给你发毕业证啊!”小蒋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所以我才来找你嘛……”他把我的毕业证拿了去,把他的照片盖在我的照片上面,又用纸条遮住我的名字在上面写了“蒋文斌”,这样复印了之后做了一张假毕业证。
我笑:“你以为人家会相信它是真的呀!”他把它宝贝一样捂在心口,低声说了一句:“我又不是要蒙人,我留着给自己看哪。”我一下子笑不出来了——是啊,他不过是个大我一岁的孩子,要像大人似的上班,像大人似的养家,像大人似的业余自学,却无法得到对我们来说都不以为然的肯定,以这样的方式给自己一点肯定他就激动成这样,相比我们,他是太容易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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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们都大了,我上大学前,他仔细地抚摩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他还会跟我借高中毕业证再造个假证,但是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