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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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里,长得不漂亮的玛丽小姐,嫁给了英俊的尼古拉伯爵。自惭形秽的心态总使她觉得丈夫冷淡她。当她向丈夫说出她不安的原因时,丈夫说:“我爱我的手指头吗?我不爱它,不过试一试切掉它吧!”
“手指说”准确地道出了婚内爱情与其他爱的不同的质地:真诚的夫妇之爱,其味类似自己对自己的爱。相应地,其他的爱就是对自己以外的人或物的爱了。
如同你可以爱玫瑰花,爱它的神态,它的芬芳,甚至爱它带刺的泼辣;你可以爱莲花,爱它粉颈低垂的羞涩,若有若无的清香,婷婷袅袅的仪容……但那跟对自己的爱都不是一码事。
有谁会为自己的手指神魂颠倒呢?它远不如花朵儿美丽娇嫩,它也许肥胖或干瘦,太长或太短,也许长着难看的指甲和汗毛,你整天让它给你端碗、握笔、抓笤帚或抹布,拉门把手,搬桌椅,拎垃圾……它服服帖帖随你调遣,你心里的每一道命令它马上就去执行,哪怕让它去抓燃烧的煤块或者到腐蚀性的液体中去捞重要的东西,所以你才有“得心应手”这种经验之谈。而且,尽管它对你这么好,你却从不知感恩,也从没想到要跟谁去夸赞它炫耀它,为它写一首诗唱一首歌,给它拍个照片镶在镜框里,随身带在皮夹里。
你对它没有一点点的不放心,它根本就是你的一个部件。你在说“我”的时候,从来包括它在内。不信你给它戴一枚漂亮戒指,看看人家是夸你,还是夸你的手指“真漂亮”?你对它不必言爱,因为它对你压根儿不是“他”或“她”。只有当手指可能被切掉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可以丢掉百万朵玫瑰花,也不能丢掉它。
不错,“肋骨说”也说出了女人是丈夫一个部分的意思,而且肋骨比手指,似乎还更重要,但它却是单向的,让女性带有某种附属的屈从感,托翁却不是这样理解。还是在《战争与和平》里,托翁最喜爱的女主角娜塔莎婚后不肯遵守“聪明人们鼓吹的金科玉律”——女人婚后要更注意外表,以便让丈夫在与她结婚之前一样为她神魂颠倒。她认为抖松鬈发,穿时兴衣服,唱浪漫歌曲来诱惑丈夫,“就像把自己装饰起来引诱她自己一样奇怪”。这还是托翁的同一个“手指说”,——只不过从女人这方面再述说——丈夫就是自己,人不需要引诱自己来爱自己,也不担心自己会离开自己,娜塔莎完全可以声称丈夫是她的“手指”,是双向的比喻。
“半边天说”放在家庭里是最不地道的,听上去仿佛“册封”,隐约预设着拥有整个天的人,才有权恩赐别人“半边天”,否则,为何从没有男人自称“半边天”,也没有女人称男人“半边天”?这加法很不科学,算来算去,“天”怎么总像有一个半。
中国古代散曲中还有“抟泥人说”,说夫妻原是单独个体的泥人,结合时打碎重新和泥再抟两个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抟泥人说”侧重表述了两个人在气质、气息、品格上的相通之处,与托翁的“手指说”比还不够透彻。
只可惜,今天的社会上流行的还是托翁所蔑视的“聪明人们鼓吹的金科玉律”,在许多文学、生活杂志和妇女杂志上,教的都是婚后不可随便,不要忽视诱惑技巧,否则就会遭遇第三者的抢劫的课程。许多妇女受其指点,精心研究粉蜜霜膏时装仪态,大打婚姻保卫战,但是战胜者似乎也并不多。而有些像玛丽小姐一样其貌不扬的女人,却反能将爱情进行到底,我总觉得她们和她们的丈夫,是“手指说”的无师自通者。
(裴成兰摘自2006年4月21日《文汇报》)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6期 作者：唐 韧
中国富人离公民有多远
被压缩的财富史
我在电视访谈节目中听到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说,当他发现自己赚到的钱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时候,感到很茫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很少会发生类似的问题。我想,一个头脑清晰的企业家赚到一大笔钱的时候,他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赚钱方法,于是便没完没了地拷贝下去,变成几十亿或几百亿。为什么不呢?就像麦当劳或沃尔玛那样。其二,他可以考虑做一点善事了,而且往往通过一个有经验的专业机构,即NGO(非政府组织)。
但是,中国当代许多企业家(尽管不是全部),考虑的首要问题却是把钱放在哪里?是放入银行还是想办法弄到国外?或者索性藏在床底下。
由此,中国富人许多不同寻常的行为都可归于他们整体性的年轻,可称为“金钱幼稚症”。说到这里,需要用最简单的方法追述一下中国的财富史。
1949年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的实施,中国进行了长达30年消灭私人经济的努力。1949年时,中国尚有700万个小商户和为数不多的私人企业;而至1978年,私人企业早已荡然无存,小商贩也缩减至15万人。这些人实际上多是修理皮鞋或修理自行车之类的手工劳动者。可以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10亿人口当中,已没有一点私人经济元素。这场平均主义的社会实践,在规模与深度上都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
西方由城邦文化而兴起的公民社会,已有500年的历史;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家的成长,也有200年的历史。
而中国的企业家芳龄几何?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至今仅有短短的25年。如此短暂,仅相当于一个青年人刚刚跨入中年所需的时间。
就是这样一些人,加上跨国公司,还有政府,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让人炫目的财富。他们不可能很成熟。他们驾驭金钱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一个缺失的空白
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像德国的马克斯·韦伯那样,把追逐财富提升到伦理的高度,而作为人的天职大加赞扬。相反,中国的富人一向背负着“为富不仁”的舆论包袱,被社会另眼相看。由此,在他们身上有几个显著特征:
1.财富的隐蔽性和不透明。
犹如遮蔽着一层浓厚的迷雾,没人能够确切说明中国有多少富人和拥有多少财富。尤其缺乏私人净资产及流动资金的数据。我所见到的官方资料都是用间接方法推算的。有趣的是,来自西方的报道则比较具体。例如,西方报道说,中国有30万人买得起私人飞机。另一报道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至少有23万人。这些报道都没有说明数据的来源。
与富人隐蔽性特征形影相随的是炫耀性消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大城市的马路上,穿梭着奔驰、宝马、宾利、劳斯莱斯。一位富人从监狱中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悍马,送给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在北京,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尝。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2亿元。富人在隐蔽财富的同时,炫耀性消费对他们是一种必要的心理补偿方式。
2.公民意识的缺失。
在实行开放政策以前,两个不相识的中国人见面时的第一句对话说什么?那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
众所周知,现代公民意识是欧洲伴随着中世纪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抛弃了臣民意识而培育的公民意识。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并未经历民主运动的洗礼,却插入了一段“单位意识”的插曲。
单位是由一系列层级构成的,它不仅具有行政权力还具有资源分配权力。它为一个人提供工资,分配住房,保证公费医疗,直至发放理发券、购物券和电影票。一个人身在某一单位的某一层级就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于是便造成人对单位的依附和服从,造成人格的泛奴性化。从本质上来说,“单位意识”是“臣民意识”的延伸。中国并未伴随社会进步进行新的人格整合。
因此,中国富人和穷人一概缺少公民意识。
问题来了:缺失公民意识,何来企业公民责任?
现代公民意识强调的是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当我查阅中国有关CSR(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料时,发现许多文章讨论的都是一些初级问题,合法注册与合法经营的问题。例如企业生产假货,拖欠员工工资以及缺乏人身安全保护。至于目前在哈佛流行的企业公民战略,那些具有宏观性和前瞻性的话题,在中国还很少被提及。
同时,我们也看到,缺乏CSR的企业一步跨入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的情境!
在过去的一年,矿难事故占据了各类媒体社会新闻的主要版面。这些因瓦斯爆炸和渗水塌方而导致的工人死伤,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许多矿难是“工人卖命、矿主发财、政府埋单”。直至去年年底更是矿难频传,以致中国总理在欧洲访问时也得面对媒体的提问。但缺乏CSR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美国1907年,死了3000多人,当时最大的矿难一次死伤32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