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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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太容易见到他们了,所以谁也不对他们的女外交部长多加留意。假如他们知道这位可敬的部长就要受难,就要倒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一定会群起而保护她。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这样的心灵感应。
两百年的和平生活,使瑞典成为世外桃源,连警察都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醉倒街头的酒鬼回家,而不是防范盗贼。虽然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滑坡,失业的增加,社会治安已经不那么美好,但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有的。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惨案就发生了。当美丽的女部长带着美丽的微笑往外走的时候,一个留寸头的眼冒凶光的移民青年,忽然喊着她的名字冲向她,抽出短刀向她的要害部位猛刺数刀。女外长只叫了一声“上帝”就倒在血泊中,而凶手已经趁乱逃逸。
这个商场是派有专门的保安人员的,但是,没有人通知他们说,有一位政府官员要来商场购物,务必严加保护。所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真正需要保安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在场。
安娜外长去世的第二天,有5万人在塞格尔广场集会,悼念这位杰出的外交家,抗议暴力行为。这时候,一定会有人想到,应该早些采取措施,好好保护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他们早已有过惨痛的教训了。瑞典的政府要员在街头被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1986年2月28日夜,瑞典前任首相帕尔梅与他的夫人看完电影以后,乘地铁回家,刚走到地铁入口处,突然有人从背后向他开枪,帕尔梅当即倒地而亡。当时也是没有一个保安人员或警察在场。
瑞典政府被称为平民化的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帕尔梅和林德那么轻易地被人刺杀,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帕尔梅作为首相,本来是有警卫跟随的,但是这位平民首相却很少用警卫,尤其是下班后的私人时间。那天他和夫人去看电影,不但不要警卫跟随,连专车也不坐,而是乘地铁去的。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在斯德哥尔摩期间,曾经看到一件官员腐败事件,电视、报纸,闹得沸反盈天。原来是酒类专卖公司的几位头头,接受了一家法国酒商的邀请,到酒商的酒厂和葡萄种植园作考察。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正当的公事。可是瑞典人民不依不饶了,媒体上连续报道,同声谴责,连腐败官员的大相片都登了出来。没说他们接受了商人多少金钱贿赂,可能没查出来,但是他们假公济私,公款到法国旅游,这是肯定的。最后那几位头头除了向人民谢罪、辞职下台,还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还有一位副首相,因为一件在我看来简直不足挂齿的事情丢了乌纱帽。这位女副首相因为图方便,有几次用公家的信用卡购买私人用品,虽然事后皆及时还上,但还是被一位嗅觉灵敏的记者发现。这位记者径直闯入她的办公室,翻查她的文件,查出她共挪用公款6000多美元的证据,予以曝光。这位本来人气很高、很可能成为瑞典第一位女首相的副首相,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只有下台了事。
一位小报的记者,凭什么敢闯入副首相的办公室,随意翻查她的文件呢?凭的就是一条叫做“公民有权查询政府文件”的法律条文。瑞典国家制定诸如此类的法律可谓完备,其目的就是方便公民监督官员的行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把监督官员、批评官员,视为自己的权利和本分,而且运用到近乎严苛的程度。
在全民公决加入欧元区的时候,一位大臣不顾夏日炎炎,风尘仆仆地跑到一个城市,向群众阐述加入欧元区对国家经济的好处。他站在群众之中,讲了两个多小时,口干舌燥、汗如雨下,却没有一个人想到为他倒一杯水,反而只管和他激烈辩论,七嘴八舌地提出种种尖锐的问题要他回答。
发生外长事件之后,民众痛定思痛,都认为有加强保护政府官员的必要,备受指责的警方也立即采取措施。但是,仍然没有为部长们配备警卫人员。政府声明,决不向暴力屈服,决不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的政治,要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继续保持官民平等,零距离接触的传统。
(肖群摘自《随笔》2006年第1期)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5期 作者：李建纲
学生如猫 老师如鼠
2003年我在巴西利亚大学教汉语。我所教的汉语初级班上,有一个极度懒惰的学生。此学生缺勤率略微少于法定的合法缺勤率(30%),但他每次到了教室总是倒头就睡,下课的时候需要和他同上汉语课的女朋友呼唤数遍才能醒来,懵懵懂懂地离开教室,在渺小的课桌上留下一摊和他肥胖的身躯一样面积辽阔的口水。可以想见,此君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都是略高于零分。学期末老师给总评的时候,我毫不留情地给了他一个不及格。
但是,在暑假期间,我突然接到我系秘书处的“传唤”。这个懒惰的学生不满于我的总评,按照巴西利亚大学合法的不及格投诉程序,向外语系主任投诉我评判不公正。
他在“状纸”上写道,他之所以没学好的原因是我歧视他,不给他做课堂练习的机会。在巴西的校园政治中,“歧视”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如果教师因为种族、性别、语言、残疾、性取向等原因歧视学生,导致学生没有学好,一经投诉,不但该学生可以无条件及格,校方还会在教师的档案上记下政治不正确的账,这将直接影响该教师的工资提升和职称晋升。但是,这个懒惰的学生是个白人男性,没有任何语言障碍,四肢发达,同时也是坚定的异性恋者,有何歧视可言?只见他在“状纸”上写道:因为胡教授很瘦,他就歧视我肥胖……
我感到无话可说,在“教师重评”的意见书上写下:“荒谬!维持原判。”然后交给系主任。
两个月后,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语言文学院院长助理又突然“传唤”我,说这名执著的学生不满我的重评,继续上诉到大学教务处,教务处成绩督察科责令语言文学院通知我提取该学生上学期上汉语课的所有材料:出勤考查表、作业和试卷原件等等,以检验我的总评是否合理。
我告诉院长助理,由于至今系里还没给我一张属于我自己的办公桌和书架,所有上学期的学生资料我都无法保存,全都扔了。助理哥们儿大骇,说:“胡教授你完了,东西一丢死无对证,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把你告得死翘翘!”
他告诉我,在巴西利亚大学,为了防止不良学生反咬教师一口,所有老师都保存着近些年甚至近几十年的学生出勤表和试卷等等,在这里,学生是老大,教师是学生的打工仔。我在绝望中只好揪住没有个人办公桌的问题不放,同时,我也打出“政治正确性”这张王牌,准备反告大学歧视亚裔教师。最后,院长怕把事情闹大,出来化解了矛盾。他向教务处成绩督察科提交了一份证明,说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不通葡语,和行政人员、同事、学生沟通不畅,不知道保留学生资料的重要性,不知者不为罪,现在我懂葡语了,一切都会OK,此事最好不要继续追究……
后来跟计算机系的华裔李教授谈起这件事,他连连感叹我运气不错。他10年前刚来的时候,按照中国的方式严格要求学生,第一学期就给了4个学生不及格的总评,这4个学生中有一个黑人、一个同性恋者,这两人以歧视为由告得他在系里抬不起头,导致他推迟数年才晋升为终身教授。后来他学乖了,从来不给学生不及格。
最后李教授告诉我:“现在你明白这里的学生为什么再懒也能毕业了吧?这里的‘校园民主’民主得过头了;没有哪个老师敢给学生不及格,要给,也得死死捏着‘罪证’,做好迎战没完没了的投诉的思想准备。在这里,学生是猫,老师是老鼠……”
(沙丽亚摘自《金陵晚报》)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5期 作者：胡续冬
历史的礼物
夏:夏历
我们现在使用的阴历是夏人制定的。
事实上殷人有殷人的阴历,周人也自有周人的阴历,殷人要赶在相当于夏历的12月过春节,周人则干脆提前到11月。春秋战国时期,夏历殷历周历都有人使用,于是就有了哪个正月算正月的争论。
这种争论不仅涉及到农事安排,更重要的是涉及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所谓的“正朔”问题。最后汉武帝选择了夏历。再后来,虽然偶有短暂的复辟,比如王莽这个周公崇拜者就恢复了周历,但夏历还是一直坚持使用了下来。
周:中国人
周人送给我们的礼物是“中国人”这个概念,不是血缘关系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