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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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一再追问，照片上的人是谁，和拍照的人是什么关系，警惕性是很高的。有问题的底片片已经被剪掉扔进了废纸篓，还给陈瑞平的底片全部是剪得一截一截的。所有放到四寸的，都是瑞平认为最差的。他藏起了一张，那张特写面部占去了三分之一，动作上没有什么“越轨”，但是眼睛特别迷离，有一种别样的妩媚。
回到弄堂就遇到了小妹，小妹正在弄堂口做手工，她正在拆纱头。小妹是用一个啤酒瓶盖子来拆的，她有本事能在一块纱头中找到一根关键的线，于是很快就能片刻将一块纱头变成了一团柔软的回丝。如今的小妹和当年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不是同一个人了，小妹很久没有打球，她的脸就由近乎黑色变得白净，丹凤眼在米白的脸上也就非常飘逸。她随随便便穿着一条家做的短裤，就和石库门里任何一个女孩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小妹令瑞平有一种亲近的幻想。继而他的心就像是被咬一样的疼痛。
当瑞平走过的时候，小妹正好将一团回丝放到一个大口袋中，一抬头，她就见到瑞平，就说：“瑞平，我还欠你一点东西。”瑞平就说：“没有什么欠的了。”说着眼圈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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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看了不忍心，将装纱头的饼干筒往边上一放，就对瑞平说：“跟我来吧。”小妹的家在亭子间里，大同坊的亭子间只有七个平方米，在瑞平家中，这样的亭子间是劳动大姐睡的。长脚阿蔡已经是长脚了，再加上小妹妈妈也不是一个矮人。小妹也有一米七四。七个平方如何居住三个人是很叫人奇怪的。瑞平以前一直没有到小妹的家去过。小妹的妈妈倒是经常要瑞平到前弄堂去玩，只是妈妈却不愿意，说是瑞平看见人家住这样差的房子，说不定会说些什么话扫人家的兴致。这天走上楼梯才知道，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阿蔡还搭上了一个小阁板。朝北的亭子间本来就很暗，搭上阁板之后，更显得暗了。阁板搭在长脚阿蔡夫妇的床上面，就像是集体宿舍的双层铺，上层稍稍狭了一点，房间里除了一只很陈旧的简易五斗橱，就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瑞平这才知道小妹一家几乎所有的事情全在弄堂里做。他在墙角见到了一块圆的胶木板，这就是他们吃饭的饭桌。
小妹的妈妈在楼下的厨房里烧饭，小妹就将门掩上了。她脱下鞋，修长的身躯一下就上了阁楼，开始瑞平只能见到小妹几乎坐在自己的双脚之上，小妹的脚趾头是圆圆的，和蓓蓓不一样。然后小妹很灵活地在上面转了个身，探出头来，将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扔了出来。这是一个旅行袋，蓝色的，正是瑞平家中被抄家带走的那个，硬硬的里面全是书。小妹从阁板上跳下来，将拉链拉开了。瑞平一眼就看到了书里面有一些就是自己家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他们拿走了很多。”小妹说，将拉链拉到了头。在旅行袋另外一角变出了另外一些书：雨果的《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茅盾的《腐蚀》，陈登科的《风雷》，艾明之的《火种》，还有《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有一本书，被抄走是瑞平万分心疼的，现在小妹也从旅行袋里拿出来了。那就是苏联别莱里曼的《趣味物理学》。最后掏出来的是一本《资本论》，解放初期出版的竖排本，纸张已经发黄。
这些书全部放在长脚阿蔡的床上，像是一座小山。小妹很认真地对瑞平说：“你可点清楚了，这是我还你的。从那天抄家开始，我就将这个旅行袋留下了。你家的书少了很多，《家》、《春》、《秋》没有了，《基度山恩仇记》没有了，《红与黑》没有了，《飘》没有了。
“现在这些书就全还你了。还有是我在成都路上的那个废品回收站，用练习本和那个阿胡子换来的。这里还有几本，是图书馆的封条被撕开之后，很多的书在红卫兵手中流传，传到我这里，最后也没有人问我要，就放在里面了。以前我不能还你，怕还有人到你们家寻找罪证，又将它们全部拿了去。现在你妈妈厂里的人不会再来了。我想你看看书可以解解厌气，也不要一个人瞎想，反正也没有人到你们家革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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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你全部看过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古文观止》还读了不止一遍。只是《资本论》看不懂。”
“谢谢你，小妹。”
小妹的眼睛便近距离地直直看着瑞平，看得瑞平把头低下了去，小妹便把自己的眼睛看往一边。
“这里也有一本《军队的女儿》，不过不是你家的。是我自己的。我送一本《军队的女儿》给蓓蓓作纪念不好吗？”小妹从枕头底下拿书来，现在已经不能买到这样的书了。
“应该的。”瑞平嗫嚅着，小妹和蓓蓓到底是不一样的。小妹骨子里是一个一直在坚持什么的人。
“我还有什么没有交代清楚的？没有，好。”看到瑞平摇摇头，小妹将旅行袋拎出门外，轻轻放下。“我们两清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好像门槛就是一根分界线。小妹说话一向很简洁。瑞平很久以来的一些幻想现在正式结束。沉甸甸的旅行袋和空落落的心一起回到了家里。
他不由自主走进小间，蓓蓓正等在对面。
“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你的魂到哪里去了？”
“还在。”
“我的照片呢？”
“拿来了。”
他们其实没有说话，是用眼睛和表情近乎哑语将这些意思表达出来的。瑞平背过身去，平静了一下自己。重新回身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神采。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天全是黑暗的，他失去了小妹，毕竟还有蓓蓓。
他们年轻，血气方刚，当然少不更事。他们的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傍晚西晒太阳收去了刺眼的光芒之后，他们决定开始延续自己的童年生活。小时候，他们是坐在一起玩，现在，他们不能坐在一起，就用四个眼睛来传递游戏。一张又一张，瑞平将照片给蓓蓓看。蓓蓓踮起脚，她有一点近视，便很着急，戴上了眼镜总算看得清楚一点了，于是伸出双手向他要。他点了点头。
他们打牌。用两副牌来打。两面各人一副，陈瑞平很认真地发牌，对面汪蓓蓓也很认真地发另一副牌。为了表示公正，两个人全将牌高高举在手上，不时会出错牌，不时又会有赖皮，就像小时候一样。一方虎起了脸，另一方就掩着嘴吃吃的笑。在硬纸版上画上正字记录战绩。玩恹了，汪蓓蓓又拿出将在香港穿的衣服，穿给陈瑞平看。香港会有这样五颜六色的衣裳，很让他吃了一惊。怎么衣服可以有绿的红的还有这样“荤”的颜色？汪蓓蓓本来很会舞蹈，走的模样又很妖，是要让他笑一笑。箱子里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换，汪蓓蓓就不断变换姿势。四套衣服全穿完了。这哑剧受到了唯一的观众的热烈的无声的掌声。夜幕渐渐收去了夕阳的余晖。弄堂中想起了收音机的声音。他们开始讨论明天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明天其实是最后能自由支配的一天。硬板纸已经涂抹成了黑色，只好把练习簿上的纸撕下来用回型针夹在纸版上。江山已经红遍，上海其实没有多少地方是没有人的，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警觉的眼睛。这是一场智力测验，正如以前在课堂上他们在老师面前角逐最高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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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平举起的纸上写着：“碉堡”。
汪蓓蓓掩口，极力让自己不笑，回写：“大便。”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建设的很多碉堡当年还没有拆掉，确实是个 “掩体”。后来大多被农民和过路人当作便溺的地方，就不能用来谈情说爱了。两人前仰后合地笑着，几乎透不过来气。
汪蓓蓓写：“川沙海边”。
陈瑞平知道那里。他们初中下乡劳动就是在那里。那里的人虽然少了一些，总没有无人的地方。加上那里是前线，保卫很严，生人去了，反而会引人注意。于是拚命摇手。
汪蓓蓓又写：“外滩。”“人民广场。”“大光明电影院。”“思南路。”
方案一个接着一个被否定了。其实，这些地方也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陈瑞平忽然明白了自己，原来，他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不是单纯相会的地方，而是一个“能做”的地方，“如今是生离死别，也不要顾那么多了。你们做过了没有？”外婆这样说的。这是一句人生的警句。
对面不再在纸上写字了，汪蓓蓓的两只大眼睛很迟疑地看了陈瑞平一会，真正是一小会儿。女生是最能猜透男生心的。女生总是比男生更有果断，也更鲁莽，女生又往往不需要用言语来说明自己的想法。
饥渴的人舌尖尝到了第一滴水，只会感到更渴。饥饿的人吃到了第一粒米饭，胃会饿得痉挛。谁叫他们已经有了第一次了呢？一把钥匙扔了过来。汪蓓蓓很细心地在钥匙上系了一根红色的绸带，像所有的女孩一样，她用的是一种娇憨的姿势，她的手举过了肩，软软地向后垂着，胸挺着，两只赤脚踮着一前一后像一张弓一样，试过几下，钥匙就飘荡着飞过来了，不过没有飞进窗户，在墙上撞了一下，幸好软软地落在了明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