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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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5月1日至10日(3)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就没有去看戏，而是在坚守岗位。戏正演着，他来到会场，悄悄向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报告：敌人向安平、饶阳调动兵力了。吕正操镇定地说，各单位派人回村把东西带上，让大家把戏看完，看完戏立即出发。这天演完戏，天已是快亮了，齐岩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那时的条件演这么一场大戏，装灯光、换布景的时间不比演戏的时间短，所以当演到陈白露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解放区的太阳露出地平线徐徐升起了。”《日出》是四幕话剧，就是今天演出，也得要三、四个钟头，再加上夏天天长夜短，一演一夜是完全可能的。当年在剧中扮演李石清的郭筠说，有一次，“是在博野县的庄窝头村演《日出》……因天长夜短，加之舞台换景拖沓拉长了时间，第四幕将闭幕时，陈白露吞下安眠药，台词说到‘太阳出来了……’的时候，真的一轮旭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家不由地说：‘啊!真的，太阳真的出来了’。”
戏演完后，一部分人就出发去各地，藏身于民间了。这时，实际上已是5月2日凌晨了。“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据说，60年代，林彪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搅得天翻地覆，搅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搅得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其实，拿他这个话来评说“五一”大“扫荡”，也未尝不可，当年，是日本人也睡不着觉，八路军也睡不着觉。
据老人们说，5月1日，是个大晴天，白天阳光灿烂，夜晚满天星斗。
5月2日下午五时，吕正操带着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冀中区党委、行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开始出发。这一夜，先由东向西，走了三十里到了饶阳县邹村，在这里领导要求进一步轻装，把棉衣等一切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坚壁起来，然后又接着行军，往南走，又由西折向东，再往北，一共走了一百二三十里，几乎是围着原出发地张保村绕了大半个圈。队伍在深县、武强、武邑三县交界的朱家庄住了一天，5月4日傍晚，天下起了雨，还刮起三四级的东北风。队伍趁着夜色，冒着风雨又出发了。参加过那天行军的老人回忆说，那天夜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走夜路经验的人都知道，“青泥白水紫花道”，青色的是泥，白色的是水，得绕过“白”和“青”，挑“紫道”走。走了不太远，也就二三十里，到了武邑县北边的前后尚村住下。白天不便行动，到了6日晚上9时左右，队伍又继续出发，到了武邑县西南的南北翰林村。这里是武邑、深县、衡水三县交界的地方，也是冀中区与冀南区交界的地方，南边离石德路不远，东临滏阳河。正处于敌人以滹沱河、石德路、滏阳河构成的大“口袋”东南方向一个角角上。
7日天一亮，忽听得西边深县境内枪炮声激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石德线沿线的敌人，从衡水、磨头出发，去合围深县北边护驾池、位桥一带去了。几乎是从我军驻地西边擦身而过。真玄啊!当天夜里，吕正操带着队伍，往东边走了走，到武邑县城北边的张家村住下。一直到8日傍晚，大家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紧张极了。8日傍晚，队伍又悄悄北进，摸到离敌人的大据点小范镇南仅七八里的豆村附近，趟着齐腰的河水，过了滏阳河，然后一夜急行军六十里，到了交河县境内与阜城县交界的军张村住下。“至此，我队伍跳出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圈。”
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伪军对冀中腹心区的大“扫荡”，是11日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只是在滹沱河、滏阳河、石德路构成的三角地带以外，实行“扫荡”、封锁，用日本人的话说，是“从上面轰赶”的时候，只想尽量多往网里赶些鱼，还未收网。可当年，即便是吕正操将军，也不知道敌人哪一天要“收网”。多年以后，吕正操回忆起那段岁月，还说：对付日本人的“合围”，掌握好时机很重要。跳早了，敌人会放弃原来的合围计划，对你实行新的合围，跳晚了，陷在合围圈里当然也不行。采访吕正操记录。所以，先不要慌着跳出去，“在敌人还没有接近以前，我们就在冀中根据地深、武、饶、安两河走廊地区活动。”等到觉察到敌人已开始收缩包围圈，要收网了，则一定要当机立断，跳出来。除了时机，地点也要选择好，一定要从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跳出去。今天看，冀中领导机关跳出敌人预定合围圈的地点，也选得非常好。当时在北面和西面，有日军白泷部队、坂本部队等约七八千人，南边，是日军严密封锁的石德路，约有日军七八千人。而东面和东北面，只有日军小川部队约一二千人，是日军兵力最单薄的地方。是个空子。所以有的老人说，“我们队伍好像在敌人封锁线的东便门里跳出了‘铁壁合围’的包围圈。”
在高明的将领指挥下，军事行动简直就像一首动听的乐曲一样，节奏分明、准确。又像是一位武林高手，在与敌人交手时，东旋西转，把敌人弄得昏头昏脑，自己却安然跳到了对手背后。而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实现的呢?苏锦章回忆说：敌人“扫荡”突然开始后，各级各单位的情报站和交通站的人员，也同部队和群众那样都独立紧张而且全力地进行反“扫荡”，因而，情报站和交通站都随之瘫痪了。这样一来，内线关系有情报无处去传送；交通员和通讯员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文件无法传递，侦察员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敌情难以侦察。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电报时常不能按时发出和接收，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情和我军往往也不了解。
5月1日至10日(4)
吕正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凭手头很少的一点情报和以往反“扫荡”作战的经验，进行分析，作出决定，却在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时间、地点，跳了出来。
日本人花费了这么大的本钱，撒下了这么大的“鱼网”想捕捉的最大的一条“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跑了出去。
当然了，几千人行动起来，也不可能真的是“悄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