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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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吕正操将军重返梅花镇时，与当地的乡亲们有这样一段对话：吕司令听了乡亲们的讲述，心情沉痛地说：“我们打那一仗，可给你们惹祸了。”乡亲们纷纷说：“可不能这么说，就是那一仗打得硬气，才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鬼子，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你不打，他也照样到处杀人放火。”
“还会更邪乎……”
七八位老奶奶也围上来插话：“俺们的孩子都是没爹的，那年头拉扯大个娃可不容易，打走日本鬼子，总算熬过来了……”“熬过来了”，“打得硬气”，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语让人深深体会到普普通通的冀中百姓的坚强和不屈。自古燕赵多壮士。冀中这地方，民风很纯朴，民性很强悍。每个冀中人的内心，都是充满自尊和骄傲。这种自尊和骄傲，是美丽富饶的大平原给他们的，是上京下卫的经历给他们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的。冀中人的自尊和骄傲，不像山东沿海那样外露和粗放，也不像山西山区那样柔弱和内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而面对日本人的屠杀，冀中百姓的反应，不是拿起锄头去拼命，结果仇没有报倒把自己的命给送掉；更不是一味忍耐和退缩，而是一种内在的刚强和外在的不屈：活下去，想尽办法斗下去，直至胜利!日本人的屠刀，并没能吓住谁，压服谁，而是相反，更激起了冀中百姓的觉醒和反抗。吕正操将军曾谈到冀中西部，像高阳、蠡县、定县等地，群众觉悟尤其高。而这些地方，正是日本人沿铁路线南下时杀人杀得最厉害的地方。另外像梅花镇所属的藁城县，在1938年即抗日政权刚刚创立时，便被命名为抗日模范县。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人的血腥屠杀没能如他们所愿制造出“顺民”，反倒激发了人们的抗日觉悟和民族仇恨。
不过，当时日本人兵力有限，又忙于向南进攻。因而在冀中的活动地区，还仅限于交通沿线的村镇、城市。广大冀中腹地的百姓，一般还没有亲眼目睹日本兵杀人放火的“荣幸”。何况，这种由日本人烧杀奸淫激发出来的仇恨，也只能是一种狭隘、简单的民族仇恨，还不能上升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抗日觉悟。
一位当年在高阳县工作的老人，回忆起1938年春节前后一次战斗，写道：“战斗停止，自卫军打扫战场，安全迅速地转移了。周围村庄青年小伙子们，听到枪炮声长时间不响了，有枪的带枪，没枪的带着刀斧等器械奔向战斗的现场。需亲眼看看，到底把鬼子打死了多少?走到前边的人，有的扒下鬼子身上的军装，有的捡起钢盔装胜利品，后边来晚的人，捡不到物品，也不空手而归。有的人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有的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人们说这些是‘洋药材’，能治病。人们在发泄狭隘的民族仇恨，一定要弄点 ‘洋药材’”。
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相信这些臭肉能治什么病，只是因为实在是太恨烧杀抢掠的日本兵了，恨不能千刀万剐了才好。怎么把百姓这种单纯的仇恨上升为抗日的觉悟?怎么把几百万冀中的百姓发动起来，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靠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决。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4)
参考文献：①《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③《彭德怀传》，《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1982年铅印本。
⑥《留给后世的故事——冀中抗战史话》，冉淮舟、刘绳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⑦《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星火燎原》选编之六，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⑩《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老骥忆烽烟》，吴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6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1985年铅印本。《连天烽火》，李健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贺龙与战斗剧社》，同名编写组编，北京1988年铅印本。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魏宏运主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魏宏运主编，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历史的记忆》，史立德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49期、第5期、第12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1985年铅印本。《帅容回忆录》，帅容口述，熊安余整理，湖北省黄梅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90年油印本。《古城外的斗争》，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九分区编委会，保定地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1987年铅印本。《中共安平县党史大事记(1923—1945)》，安平县党史办编，铅印本。
《冀中平原抗日烽火》，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日)和田真一著，中译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大“扫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中华书局1998年版。《夕下拾零》，齐岩著，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红楼风雨》，孙思白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左禄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十二个春秋——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史实》，刘剑华著，油印本。
《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历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晋察冀军民征战纪实》，李金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河北省革命根据地地域沿革初考》，河北省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定稿。
第三章 “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冀中，从印象不深到“讨伐重点”(1)
<br /> 日本人当然也很清楚这个“一正一反”的道理。想尽办法要控制冀中：从单纯军事占领和“讨伐”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进逼的所谓“总力战”；从简单的点、线封锁到点、线、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的“囚笼政策”，从分区进行粗放的“扫荡”，到逐块实施稳打稳扎的“蚕食”，残暴的法子用了，怀柔的法子也用了。雷电般的猛烈行动试过了，需要耐心的慢功夫也下了。机关算尽，心机费尽，仍没最终如愿。最后只好大动干戈，来了个空前的“五一”大“扫荡”。如同一位老人谈到的，“五一”大“扫荡”也是说明日本人没别的招了，只好最后来这么一下子。
冀中，当年日本军队的将官们，一想起这两个字，就头痛，就心
1938年到达冀中大清河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部队痛。他们不明白在这铁路、公路交错，又屡经“讨伐”、“扫荡”的地方，怎么还能存在抗日力量，一想起来不能不头痛。他们很气恼粮食、棉花、人力等“帝国”急需的东西老是可望不可得，一想起来不能不心痛。何况，冀中的抗日力量还不断地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就又使得日本人血流不畅、呼吸紧张，肌肉受损。看来，冀中对日本人的“健康”威胁真是太大了，无怪当年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干脆把冀中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癌，可是致命的。日本人怎么也不能容忍这块“癌”生长下去，又是“吃药”，又是“化疗”，都无成效，最后只得来个大“手术”。
杀气，是愈来愈重；危险，是愈来愈大。
魔鬼的脚步是怎样越来越近的呢?■1937—1938年，毛泽东讲，那时日本人对抗日根据地并不重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本部。日本人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城市上。在冀中地区，日本人仅占据了平汉、津浦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如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对冀中广大乡村还暂且顾不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8年秋天。这一段时间，共产党、八路军在冀中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据统计，1937年11月，“我党我军在冀中平原已占近20座县城”，“冀中平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到1938年10月，冀中部队竟已发展到63000多人，控制着44个县(其中有24个完整县)，人口约800万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