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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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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书籍名:《岭南震撼》    作者: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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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墓中的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己不知彼,若无的放矢,凭一知半解或胡猜乱想地坐而论道,其结果不但难以切中要害,还有可能使考察误人歧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很明显,要想制订一个周密可行的发掘方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尽快弄清墓室中的具体情况。

        在大家深知不可能每个人都冒险钻进墓室作详细考察而又迫切需要知道内部境况的两难情形下,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来的两位摄影师姜言忠和韩悦献出一条计策。即先由他们对墓室的景物分别拍照和录像,其余人员可间接地从照片和录像中看到墓室的情况,然后根据看到的情况再制订出相应的发掘方案。姜、韩两人的计策立即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开始付诸实施。

        姜言忠走出工棚,打开自己从北京专门带来的几个箱子,从里边取出了一件件“秘密武器”,这些“武器”有长有短、有圆有方、有直杆也有长线,外人看了觉得眼花缭乱。其实,这是姜言忠在长期的考古发掘拍摄实践中,土法上马,自己设计制作的“遥控照相机”,这种机器原先是吊在气球上俯瞰拍摄较大的发掘遗址现场时专用的,如今面对眼前的墓室,经验丰富并精于摄影之道的姜言忠,当然知道不能同往昔一样再用气球升空的方法拍摄了,而是改用“悬丝飞灯法”的拍摄方案,以解决在墓中拍摄照片的难题,这个方法最早创立于仍年代河北满城汉墓发掘拍摄工作中。由于满城汉墓墓室空间较大,用一般的摄影技术无法拍摄全景,富有创造精神的姜言忠,在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悬丝飞灯法”,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个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先在墓室内的中上部纵穿一条细钢丝,在钢丝上挂一个大号的碘钨灯,碘钨灯上有细丝,可以人力拉动。当摄影机在墓室内适当的位置架好后,碘钨灯打开,摄影机的光圈定在B门开始拍照。当摄影师感到前方的景致已拍好后,让专门操作碘钨灯的工作人员随着摄影机在飞舞旋转的同时,渐渐后退,并一直退到室外为止。这样整个墓室的景致便全部留在了摄影机的胶片中。这次,姜言忠以同样的方法对墓室进行拍摄,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照片冲洗出来后.墓中的形貌几乎全面地显现出来,姜言忠“悬丝飞灯法”成功地拍摄,既为此次具体发掘计划的制订铺就了道路,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

        当姜言忠拍摄完成之后,专门负责拍摄影视的韩悦利用自己的优势,献出了一个更加便捷和大胆的办法。根据事先的布置,他和助手吴继东身扛摄影机,谨慎小心地沿着门板的开裂处侧身钻进墓室,选定一个既于文物无损,又使自身安全的立足处,按外面黄展岳等人的指挥,不断变换摄影机的角度来拍摄墓前室和东、西两耳室的规模、形制、现状以及众多的随葬品。随着摄影机磁带的转动,墓室中的一切立即出现在外面一个早已安放好的监视器的荧屏之上,而在外部围观的众人可通过荧屏映出的彩色画面,详细观察墓室内的状况……当韩悦身扛摄影机大汗淋漓地走出时,墓室内的一切也就清楚明自了。

        根据姜言忠和韩悦分别拍摄的照片和画面可以看出,墓葬前室的顶部由一整块巨大的石板覆盖,这块盖石被凿山盖楼的推土机那沉重的履带碾断后,又遭到了民工铁锹镐头的撬砸,致使这块完整的盖石断裂成四块,并上下错位达10厘米,最宽的裂隙达3O多厘米,当初考古队员黄淼章下地宫查探时,正是从这条裂隙钻人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这块断裂的顶盖石已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如进人墓室发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拆掉顶盖石,排除险情。而要拆掉顶盖石又不致砸坏下面的文物,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支顶的措施,只有将顶部全部承托起来,才能安全稳妥地将断石拆移,并为下一步清理东、西两耳室腾出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发掘计划制定之后,受伤住院治疗的麦英豪也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来到了发掘工地。在他的主持下,由自己的弟子、精明干练的考古队员冼锦祥和古运泉两人率先行动,冼、古两人得到指示,立即行动起来。当他们冒险进人室内后,草测了已露在积土沉渣外部的铜鼎、陶瓶等几件器物的位置,并将器物暂时取出,然后在室内地面铺一层塑料薄膜作垫,以防文物遗迹混乱或损伤。塑料薄膜铺好后,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石门断裂的缝隙,慢慢把几十个塞满木屑的麻包运进墓室,垒叠成一个方形的支柱,用以承托起顶盖石的断裂部位。

        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发掘人员小心地将顶盖石上厚约O.9米的夯土层掘去,使盖石全部暴露,尔后动用吊车,先把墓门之上那块断裂为二的门额石吊离,接下去起吊两扇石门,最后,吊车的长臂伸向顶盖石,用足气力抓、提、转、放,使四块巨石先后脱离了庇护2仪D余年的墓室。由于发掘人员事先在顶盖石下垫有麻包以防止碎石崩溅,断裂为四的顶盖石吊离后,墓中的文物安然无恙。

        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撤出堆叠的麻包,以便从事墓室文物与遗痕的清理。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人这个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感觉最醒目和扎眼的就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这种分别用红、黑两种颜料绘制的装饰性图案,生动鲜活,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那彩绘的大小不同的云朵看上去如被腿风卷起,狂飘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同古代无数杰出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没有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发掘队员同样没有在墓室中找到这位丹青高手的名字。只是在门坎后部的顶门石L发现了一方用卵石做成的墨砚,墨砚之上放置着一小块砚石,砚石的表面尚沾有黑中泛红的颜料,经现场鉴别,这种颜料和绘在墙上的卷云图案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这方卵石墨砚就是绘制墓室图案的工具之一。按正常的制度和规律,顶门石之上是不会存放这种器物的,这种颇有些反常的器物遗存,是否是当年那位画师在画完石壁上的图案后,由于一种意外的原因匆匆忙忙地走出墓室,而仓促间遗留在这根顶门石上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缺乏更充足的沦证。发掘人员只好作为一种猜想暂时将这个问题存留了下来,以待日后研究。因为此时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清理墓室中其他的文物。

        清理工作按原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出土的器物看,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工佩饰,尽管穿结的织带早已腐朽无痕,但那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磺和一件婆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串组玉佩饰应是覆盖在殉葬者身上的。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  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  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  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  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  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  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  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  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车的铜铁构件散落到前  室后部几处,几乎占了墓室5/6的面积,本来不算太大的木制模型  车,其散落的部件竟占据了如此之大的空间,这个明显违背常规的  纷乱布局,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显然,这具木制模型车在人葬  之后曾经大面积地移动过,这个异常现象使问题变得有些复杂起  来。大家知道,墓中的随葬品应是在关闭墓门之前就全部放人其  中了,也就是说放殉葬品在前,关闭墓门在后。既然墓门已闭,盗  墓贼又始终未进人这匿藏了2000多年的墓室之内,这具木制车又  何以会大范围地移动呢?是木车自身的原因,还是与人为的外力操  作有关?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秦始皇陵墓时,曾有“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稍后的《汉书》也相差不多地这样记载:“石棒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袅雁……”从以_L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秦始皇的陵墓中,有一些器物在关闭墓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够运动;二是许多工匠被活着关闭于陵墓的外室之中。如果广州象岗山古墓也像秦始皇陵一样作如此安排,或许这辆木制的模型在安葬后本身可以移动,即使不能移动,那被活着关闭于墓室之中的工匠或不同身份的殉葬人,不可能立即死去,在弥留之际,极度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会使他们在漆黑的墓室中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四散奔逃…在这短暂的大混乱中,由于人群的冲撞和踢踏,墓室中器物的移动也是极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