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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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在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和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荦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他爱吃辣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没有特殊情况一般要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晚10时许，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但从不贪杯。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竟接连喝了6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茅台困难了，就喝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自己酿米酒。他在1989年退休的当天，邓朴方深知父亲的喜好，提出送一瓶好酒给父亲。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的考虑，建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眼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做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椒粉就行了。”据介绍，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种各样的青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颗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3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作为保健医生，傅志义明白像邓小平这样有多年烟龄的老人，如果一下子让他戒掉，反而会引起机体的平衡失调，带来危害，“况且他自己也在克制，平时在办公时基本上不抽，会见外宾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
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的“头号烟民”。当然，这话是从其政治地位而言的，并非是说他的烟瘾最大。即便是战争时代，他也没有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在深深的思索中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他日理万机，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决策。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灵感的诱因。
人们曾经看到，在会议上，邓小平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谈着谈着，他从放在桌上的"熊猫"牌烟中取一支，叼在嘴上，"噌"的划燃火柴点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烟雾在空中飘浮，接着他又顺着先前的思路讲下去……
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香烟熄灭了。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这件事被传为佳话，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之间平等相处、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邓小平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邓家这个大家庭里，老爷子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书”则是家庭的中心。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说话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看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样，他的婚姻家庭也历经了一些曲折坎坷。邓小平曾两次失妻。如果说第一次是由于天灾所致，第二次则是“人祸”所为。但邓小平与卓琳的结合可称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道理、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受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里。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终于才到达革命圣地，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用现名。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