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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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回首往事，著名学者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考查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
□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