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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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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书籍名:《青春的敌人》    作者:阿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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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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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4年4月16日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中,我们无须讲话,却也并无尴尬,风云中体验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