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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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
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
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
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
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
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
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
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
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
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
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
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
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
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
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
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
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
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
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
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
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
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
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
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
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
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
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
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
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
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
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
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
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
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
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
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
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
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
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
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
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
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
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
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
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
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
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
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
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
"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
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
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
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
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
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
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
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
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
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
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
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特务总队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
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
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
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
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
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
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
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
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
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
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
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
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
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
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
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
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
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