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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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占据什么位置？主体表现出什么作用？主体在话语中遵循何种规则？我们必须剥夺主体及其替代物的创造作用。因为不难想象出一种话语的流通根本不需要作者的文化。不管话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形式或价值，也不考虑我们处理话语的方式，话语总会在普遍的作者不明性中展开。福柯的作者观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的主体观。
因此，如其说提出：“谁在讲话？”那样的问题，还不如提出“谁在讲话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问题，前者的答案不是主体。
“谁？”这个问题被尼采的《善恶的彼岸》理解为“形态学和权力意志发展的学说”。讲话是权力意志，而不是“主体”。
只有通过对在言谈和阐释中宣明自身的那种力量（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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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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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否定生命的）
进行谱系学探究，“谁？”
的问题才能解决。
尼采认为，主体本身是一个阐释，一个被创造的实体。就为了易于驾驭和定义事物而言，尼采同福柯一样主张对作为统治原则的主体性原则进行限制使用。严格来讲，尼采的超人根本不是主体。
超人是权力意志的积聚。
超人并不行施权威，也不会被诉诸为权威。
德里达在答复问题“谁在讲话？”
并攻击古典主体概念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同福柯一样，德里达也对古典主体概念中的权威统治十分敏感，反对把主体看成话语的绝对中心。
但与福柯不同，德里达对主体作的摧毁性批判主要集中于文学权威，而非社会政治权威。
在德里达的《写作语言学》中，作为最高主体的著作者被摧毁了，“写作主体”破裂了，作者优先中心的古典主体在写作的关系体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尼采式的“主体”。在《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说：作为最孤独的作者的写作“主体”并不存在，写作主体是神秘世界、心理、社会世界的关系体系。主体散布在文本关系结构中。于是，德里达同尼采一样都拒绝把主体人格化，因为他们都强调关系内各个项之间以及关系体系内部各关系之间的流动性WI.具体讲，这样做，尼采依靠的是权力意志的哲学，即权力意志作为关于“成为”之无穷作用内的能动力量，主体概念只起保护作用，并在真正的、无限的“成为”作用中增进一个人的生命，于是，主体并非一个静止的、持久的实体。而德里达则诉诸于上下文理论，认为个人写作或阅读所处的文本网络决不能被绝对统治。德里达认为，尼采为确证写作之非中心的作用指明了道路，从而摧毁了主宰逻各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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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传统的出场的形而上学，尼采的确证不再面向起源，而是确证写作的作用，并设法超越人和人道主义。人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存在的名字，他在形而上学或存在神学的整个历史上，已经梦到了丰富的出场、令人放心的基础、力量的起源和终结WJ.于是，书写语言学并不是一门“人”的科学。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福柯与德里达在对待“谁在讲话？”
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同的哲学倾向，承袭了尼采在道德领域中的反权威主义精神，但各自的角度和侧重点却不同。由此出发，他们各自对人的未来作了断言。鉴于福柯谈到了伴随新认识型而来的人之死，德里达则拒绝接受这种启示式的宗教论调，而是谈论在出场形而上学内的人的界限。这反映了他们各自对尼采的人的未来作了不同读解。福柯集中注意的是尼采的“末人”
，而德里达注意的则是“较高的人”
，尽管这两种人的未来命运都是超人。于是，福柯谈论的是末人的“终结”
，即作为屈从和征服之场所的哲学主体的终结，这种终结将伴随超人的出现。与此相反，德里达意指的是“较高的人”的界限，认为某种笑声能表明“较高的人”的界限，人们要完全逃避这种界限是不可能的，因而认为即使最渺小的人也将最终轮回。
四、认识型的困惑
“人之死”是福柯认识型理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者说认识型变换的剖析是理解作为某种知识骨干的人的兴衰的先决条件。在福柯的所有著作中，《词与物》的核心内容即认识型分析受到了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
以Ｇ。
Ｓ。鲁索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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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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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某些人针对《词与物》的自命不凡，认为《词与物》是一种乏味的幻想，而非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因而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然而，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在与主体哲学进行斗争时，福柯与他们志同道合，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因而为福柯的远见卓识和独辟蹊径的能力所折服。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许多史学家发现，福柯由点到面所作的认识型分析（从自然史、财富分析等单一的经验领域的描述，经过几个经验领域的共同结构的分析，再到整个时期的总体思想特征的勾元）
，不仅毫无依据，而且颇具疑点。首先，它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不错，福柯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思想分类法，因为这种分类法把假定为是真的思想方式与明显错误或虚构的方式，如科学与魔术、理性与非理性、实证与浪漫、常态与变态等对立起来了。
福柯缩小了理性思维（即人道主义科学）
与文艺复兴魔术之间的差别，认为两者都是同一个认识型（相似性和指示性的规则）的组成部分。但是，指示性的语言从未包括所有文艺复兴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存在着对巫术、炼金术、占星术的陈述以及有关“指示性”和“相似性”
的整个大杂烩进行嘲弄的一个主导的人道主义传统。
蒙田时代远非是博学与神鬼之事的结合，而是以博学的名义嘲弄甚至谴责了占星术。解剖学的奠基人Ａ。维萨利斯同样坚决拒斥了所有指示性学说。人们不禁会问：通过消除科学与魔术之间的差别就能较好地理解１６世纪的思想吗？
即使人们假定福柯正确地把１６世纪有关货币、自然存在和词的想法视作是同一个“相似性”的具体表达，难道他们就能说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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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１６世纪的所有思想吗？
福柯的文艺复兴相似性认识型忽视了魔术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明鲜区别。福柯的理论势必要否认从事着类似于现代科学家的科学探究的伽利略和开普勒是科学家，并无力撰写一部科学史。其次，它犯了简单化的错误。由于它认为每个认识型都表达了一个完全独特的思想方法，截然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认识型，因此，在观念史研究中他否认有些理论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坚持文艺复兴认识型与古典认识型之间的一个绝对断层，福柯就很难理解哥白尼（相信炼金术的一个科学发明家）与开普勒—伽利略（现代科学源泉）阵营之间的事实上存在的明显的决定性的连续性。实际上，科学和社会历史上的重大转型都是由跨时代的思想家作出的。从哥白尼到开普勒的文艺复兴科学家之所以取得了他们划时代的进展，就是由于他们利用了伽利略的数学主义思想。
《词与物》对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并不十分重视，因为在福柯看来，机械论和数学并不是真正的所有普遍的认识型结构，他的得意之见是图表分类，而非度量。然而，怀特海的《科学与现代世界》说明数学在现代科学的崛起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Ｇ。
Ｓ。鲁索就坚持认为，在波尔—罗亚尔语法WK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观（福柯认为唯一地与古典认识型相联系）
，早已出现在西班牙语法学家桑克蒂斯的著作中（出版于１５８５年）。同样，有机结构观念（福柯认为是现代认识型所特有的）事实上也早已出现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大阿尔伯特、达芬奇到莱布尼茨等无数思想家的著作中。
甚至基本上赞成福柯思想的康吉汉也担心《词与物》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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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物理学，并认识到若考虑物理学就会损害福柯的严密断层理论的核心，因为我们在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这些人物中并没有发现存在于布丰和达尔文之间的那些断裂。我们可以说达尔文理论为孟德尔所驳倒，但不能说牛顿理论为爱因斯坦所驳倒。实际上，科学史上的某些古典话语如牛顿理论早已被整合进现代认识型中了，而自然史的话语则没有。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词与物》的英译本序言中对史学家的批评作了另一种答复，认为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普通语法等古典领域所作的比较，虽揭示了这些领域中的某些惊人相似之处，但并不旨在描述１７和１８世纪的普遍精神，也不重构在整个古典科学中起作用的合理性形式。他还论证说，在这些特殊领域中发现的统一性不能拓展到古典思想史的其他方面，这是因为他的考古学是局部研究。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福柯坚持认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严格的局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