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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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阿拉巴马州后，我直接前往华盛顿，凯西和孩子们则在两个月之后搬来和我团聚；目前华府刚好有一个替海军作战次长（OP-06）工作的作战参谋缺，而我目前的职务状态仍处于“待分配”的情况——因为我担任少校的年资还不够，也没有适当的单位来让我指挥；所以我必须先找份可以养精蓄锐的工作，然后慢慢熬到升中校为止。等到跟这些大官们混熟之后，也许有机会被提拔为上校，再下来就是当将军喽！
更何况我以前从未在五角大楼工作过，一想到有机会在那些长达17.5里的回廊里跑来跑去，又可以认识许多友善的将军时，心里实在很高兴，而当时我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结果事实与我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海军作战参谋官（通常是中校或少校）可以说是整个指挥体系里最低贱的一群！国防部的运做方式其实和国会颇为相似——也许表面上是由国会议员们来投票制订各项法案，但是在每一个法案的背后，都累积了无数国会助理的心血和汗水；也只有经由助理们的研究，沟通和协商，才能使各项法案顺利通过。
我们参谋就象是海军军令部长专用的国会助理，每天拼命工作，并且扮演着咨询幕僚兼跑腿小弟的角色；我们除了要跟不同的对手过招，还要找各种机会来推销自己的观点，以增加在老板心目中的分量。
一旦上任之后，我们要替行动计划参谋官写下各式各样的分析报告；他们通常是上校军阶，也是更高一层的幕僚人员，只有他们才能走进众星云集的天堂里，向诸神简报各种计划；象我这样的“下人”，偶尔也会被派去提提某位将军的公事包，要不然就是做些放幻灯片，或是挥挥指挥棒之类的杂事。不过整体而言，低阶军官实在很少有机会能够和老板面对面相处，更别提当面表达各种观点了，这也就是咱们这套伟大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
见不到老板没关系，起码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告——当军令部长去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时候，所有的背景资料和研究报告都是由我们提供的；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向大老板直接报告——通常都是由次长，以及次长助理们向他简报，而次长们则是由计划参谋官来负责简报，我们则向计划参谋官提出报告；整个情形有点象是小孩子们玩的“打电话”游戏。
当大老板提出了某个问题之后，所有的研究工作就会向投掷深水炸弹似的砸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绞尽脑汁的想出最完善的回答；我们的上级会在报告上盖章，然后逐层往上送，每到一层，就必须多盖一道章；如果某一关没过，那我们就只好重头再来一遍了。
幸运之神待我不薄，我比别人多了两个幸运之处，也因而让我的升迁比预期来的更快，更高；其中之一，是我有幸在一位名叫艾斯.莱恩斯的上校手下工作。艾斯是海军官校的正期生，年龄大约40出头，有一副健壮的标准身材；他曾经当过舰长，目前已担任了3年的次长高级参谋职务。他是海军当红的金童之一——这表示他离将军之路已不远了；不过，和那些即将要当上将军的军官不同，艾斯的想法象个真正的战士，说话的口吻也象透了水手！当他骂我“驴蛋”的时候，我居然有一种熟悉而舒服的感觉；而当我在工作表现上逐渐起色的时候，他对我的称呼也变成了“蠢蛋”；在我心目中，我总认为艾斯跟老艾有种程度的关联。
我的第二个好运气在就职5个月后降临。当时负责掌管情报的军官即将他调，他晓得我曾经当过驻外武官——这意味着我懂得情报工作的运作情况，所以在他的推荐下，我顺理成章的接手了情报参谋的职务；更重要的是，我的特种作战经验能够让我分辨出各种情报的轻重缓急，所以艾斯让我放手去做，甚至将特种作战行动提升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高层次，我也因此得以在许多四星上将面前展现我的才华和能力。这份职务让我掌握了五角大楼的权利之轮——也就是直接掌控各种机密资讯！我不但获得授权，可以研读平常只有海军军令部长和作战次长才看得到的资料，而且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相处，当然也就更接近了权力中心。
每天早上，我会提前两个钟头到办公室，先阅读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电传资料，接着检视CIA和国防情报局搜集的资料，然后再判读国家安全局（NSA）截听的电讯内容和卫星侦照；等这部分的工作做好之后，我会在报告上标明重点，然后把领带打好，换上外套，接着便向海军作战次长做每天例行的简报了。咱们这位次长是个明察秋毫的三星上将，他名叫威廉.克洛威，后来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我很喜欢克洛威。他就象一只温柔又和蔼可亲的大狗熊，而且拥有极佳的声誉。他是海军官校1946年班的高材生，在史丹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他的博士文凭，并且曾经是越南海军的首席军事顾问；他的举止幽雅，气质尊贵，口音中带有一点肯塔基腔，他是少数几位能够容忍我当面讲粗话的上将之一。他的大办公室坐落于五角大楼E栋的四楼，在他办公桌后的木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帽子——象是老式的消防员帽，法兰西扁帽，英国式猎帽，以及格子呢的高尔夫球帽等等。
我干了没几个月，就赢得了克洛威的信任，于是每当他需要情报方面的咨询时，他就会把我叫到跟前商讨一番。我俨然成为海军部门的危机处理军官，每天专门和CIA，NSA，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情报专家们打交道；我的安全等级也被提升”天”字级——也就是所谓的“密码解判幕僚”——这使我有权接触到，从高解析度卫星照片到水下监听报告之类的极机密情报。
在70年代末期，情报的搜集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卡特总统指派的CIA局长，史丹斯菲尔德.透纳上将，重新更动了获取情报方式的优先顺序：他不重视原本以人为主的情报搜集方式（HUMINT），反而偏爱电讯拦截（SIGINT），科技资料搜集（TECHINT），以及电子侦测（ELINT）这类的方法。
透纳之所以会偏好这些高科技的情报搜集方式，主要原因是他出身于潜艇指挥系统，原本就是成日在数据分析和讯号判研中打滚，自然也就倾向于依赖各种统计资料，数据，来指挥情报机构运作；因为跟活生生的人比起来，数字不但容易懂，而且也不会抱怨！不过问题就出在这儿——战争并不是按照数据统计出来的模式进行。战争是完全没办法预测的！战场上的情势是多变的，而且情况往往越来越出乎人
任何一位打过WW2的老兵都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兵，今天的状况如何？”他们会回答你：“SNAFU”——也就是“老样子，一切都很糟！”（Situation Normal,All Fucked Up），或者是“TATFU”——“情况真的糟透了！”（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也有人会说：“FUBAR”——“情势已经糟到无法弥补的状况喽！”（Fucked Up Beyond All Repair）。不过，透纳手下的那批家伙似乎并不明了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打过越战，自然也无法体会出埋伏在泥泞里等着偷袭VC，但是VC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出现的痛苦经验。
以高科技方式搜集而来的情报，往往必须仰赖各种统计数据来进行判研。举例来说：假设我们在地球上方的轨道里有一个我方的“钥匙孔”间谍卫星，在它经过侦察目标上空的时候，突然发现目标被浓厚的云层所遮盖，而你又急着取得最新的情报时，那么你会怎么办？我告诉你好了——透纳手下的这批天才会利用电脑，将前几次卫星拍得的照片来进行比对，然后再经过推算的模拟画面呈现给你看，“这是原来的情形。”他们会这么告诉你，“所以这应该是现在的状况。”
不过，这些自认聪明的家伙大多是数学家，分析家和大学教授，他们从来没有被敌人射击过，也从不了解诱饵和伪装的技巧；他们不明白敌人的求胜心，更无从分辨某位低方指挥官的高明欺敌手段。当你看到一张沙地的卫星照片时，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这快地是否能够承受C-130运输机的重量，还是只能承受短距起降（STOL）飞机的重量；当然他们也无法从200里上空所拍得的卫星照片上，看出这条沙质跑道其实只是两个礼拜前才形成的一道松软沙丘！
所以，每当我检视了这些利用高科技方式所搜集到的情报后，我都会再加上一些我从别的管道搞来的第一手情报，然后才向克洛威和其他头头儿们做正式的简报；透纳这样的方式，才能显示出特种作战专家所提供的情报，远比卫星侦照或SR-71侦察机所拍摄的间谍照要来的正确而可靠。到了1978年底，克洛威和我的关系已经进步到可以互称名字的程度了。他叫我“迪克”，而我则叫他“上将”。
1979年11月4日，伊朗回教狂热份子冲进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并且劫持了馆内的外交官和眷属们当作人质。8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授命陆军中将詹姆斯.沃特筹组一支特谴部队——名称叫做TAT，也就是“反恐怖行动部队”（Terrorist Action Team）；这支特遣部队将负责营救被扣押的美国人质，而我则是被派去支援TAT的两名海军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