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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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10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649] 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10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10月17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11月12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 弗里茨] ·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10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650] 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11月3 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11月5 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11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11月2 日和3 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10月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11月5 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锗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1917—1918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 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 ，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退希特勒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元首吼叫道，“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651] 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18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11月12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11月12日早晨的进攻。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Ａ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11月7 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密1939年11月7 日于柏林……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Ａ日”“推迟3 天，下一决定将于1939年11月9 日下午6 点作出。凯特尔[652]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14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11月9 日把进攻推迟到11月19日；而临到11月13日又把它推迟到11月22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11月7 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