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森林的另一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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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的《约瑟夫与他的朋友》(Joseph
and
His
Friend)(1871)、西奥多-温思罗普(Theodore
Winthrop)的《塞西尔-德赫梅》(Ceicil
Dreme)(1876)，或者大家更了解的一些作品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W.H.先生的肖像》(The
Portrait
of
Mr.
W.H.)(大约1890年写成的一部短篇)开始；这条线可以沿着亨利-詹姆斯不着痕迹的关于同性迷恋的小说《学生》(The
Pupil)(1891)前进，此外还有爱-摩-福斯特死后出版的小说《莫里斯》(Maurice)(1914年完成)、D-H-劳伦斯的《普鲁士军官》(The
Prussian
Officer)(也是1914)、罗兰-弗班克(Ronald
Firbank)的《关于古怪的红衣主教皮瑞里》(Concerning
the
Eccentricities
of
Cardinal
Pirelli)(1926)，直到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城市与栋梁》(The
City
and
the
Pillar)，这是最早的主流同性恋生活小说之一，出版时间是1948年——这一年还有其他两本同性恋经典小说问世：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其他的声音,其他的房间》(Other
Voice
Other
Rooms)和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小说集《一只手臂与其他故事》(One
Arm
and
Other
Stories)。我们还可以列出以其他语言写作的类似的作品清单。至1950年，英语同性恋文学的两大倾向已经建立：一种是面对异性恋读者言说，试图证明同性恋事实的正当性；另一种勇敢地赞美这别样的充满活力的性取向，它的对象主要是对此已有所认识的读者。
《城市与栋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两种倾向，它是第一部采用自传体声音这种重要写作技巧(也许是受到纪德［André
Gide］1926年发表的《如果种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的启发)的小说，这种技巧在其以后的同性恋小说中十分明显。北美最有影响力的自传体同性恋小说之一是《一个男孩自己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1982)，作者爱德蒙-怀特(Edmund
White)曾说过：“没有人是被当作同性恋抚养长大的，当他发现自己不同的那一刻，他必须要说明这个事实。”异性恋者可以通过几百种方式习得性习俗(大多来自保守的性渠道)：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电视、电影、印刷品。而同性恋者基本上没有这些渠道。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自己受到忽视，几乎要孤独地度过青春期。同性恋小说——特别是自传体同性恋小说——宛如一位向导，不但反映读者自身的经历而且可以与其相互对照。大量这类现实型小说具有启发性和鼓励性(在爱滋病时代人们更需要它们)，它们促使读者承认同性恋这一事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卡米尔-佩格里亚(Camille
Paglia)曾评论，与其他少数群体不同，大部分同性恋没有后代，因此，如同所有的艺术家，“他们唯一的延续方式只能通过文化，而他们自己就是建造这座大厦的材料。”
作家们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单身者》［A
Single
Man］)、戴维-李维特(David
Leavitt)(《仙鹤丢失的语言》［The
Lost
Language
of
Cranes］)和阿米斯泰德-莫平(Armistead
Maupin)(在他的肥皂剧传奇《城市故事》［Tales
of
the
City］中)将这一“通过文化延续”的行为交代得很清楚：他们将他们的同性恋人物放在多面的社会当中，这样他们的现实就不是作为“他者”出现，而不过是“另一种”现实，如此同性恋者就成为整个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没有霸权中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划定何为正常行为。由于同性恋文学的教育功用，向偏见低头的同性恋小说往往暗示同性恋行为是有罪的，这样的小说在文学天地里并不算少，应当把它们都放到维多利亚道德小说的书架上去。
许多优秀的作家落入这一俗套：例如丹尼斯-库柏(Dennis
Cooper)，他的小说描写坏死的同性恋情欲、探索病态与堕落的美，而死亡总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有时胆小的纪德也相信同性恋是“生理错误”，他的主人公往往心怀天主教徒的极度焦虑。因为需要指导、鉴证和确定这个被大多数社会权威极力忽视或消除的群体存在的权力，许多同性恋文学具有强烈的纪实性。相对于其他要求权力并获取部分权力的被压迫群体，同性恋者远远落在了后面，在文学中同性恋者只是处于被记录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