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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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尽管有时也关注着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动向，但英国因欧战日紧无暇东顾，美国仅仅以经济上援助中国作为遏制日本的手段，对日本基本上采取“中立”和绥靖政策，以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受大的损害为限，根本就没有作同时进行“两洋战争”(即大西洋，太平洋)的准备。
1940年6月，日本乘英国在欧洲战争中身处困境之机，胁迫英国政府关闭滇缅路，英国被迫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封路协定，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阻止日本攫取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日本利用这一协定，看破了英国的弱点，于1940年9月初，进攻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迈开“南进”的第一步，其争夺英美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这时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注：梁敬淳：《史迪威事件》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在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影响下，英国在封路三个月后又重开滇缅路。虽然英国对远东政策仍然很有矛盾，但它毕竟考虑到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以印度为基地的亚洲殖民地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对英国来说，确保印度事关重大，因为“印度是英国在东方防御的枢纽[注：《新华日报》，1941年11月6日。]。”然而，保住印度的关键在于“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注：(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英国看到中国的抗战愈战愈强，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处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所发动的著名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河北与山西的动脉，如正太、平汉、同蒲、平绥和其它的铁路和公路都被破坏，正太路几乎完全被扒掉，日军视为命根子的井经煤矿也被彻底炸毁[注：聂荣臻：《关于百团大战对晋察冀社记者的谈话》，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上册第399～400页。]，此外，还消灭了敌伪据点2993个，收复了四五十个县，最后得到巩固的有26个以上[注：彭德怀：《百团大战》，《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军对这个奇袭(即百团大战)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损失甚大，而且恢复起来也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巨额经费[注：蒔原章：《太平洋战争史论》第41页。东京1982年版。]。”据日方统计，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全年共交战20123次[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第38页。，东京1971版。]，损失惨重。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忧心忡忡地对参谋总长杉山元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注：白井胜美，稻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470～471页，东京1964年版。]”八路军对日军的频繁打击，战功卓著。英国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进而认为在英国无暇顾及日本挑战的情况下，只有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从而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开始转变，重开滇缅路之后，派了不少将士到中国来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问题。
中英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对中、缅、印、马(马来西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量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成立，其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是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榘、周应聪、郑康琪、刘耀汉等人[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332页。]。考察团于同年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3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洋洋30余万言，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对缅甸、马来西亚地形交通及估计日本会采取的战略战术而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它包括“敌情判断”、“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草案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面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而侵占马来西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注：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然而，对这样一个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英国方面除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丹尼斯等少数人之外，对当时的局势分析，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仍然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狂言英国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轻易挑衅，并断言，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由于英国始终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注：同上。]，故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作战尽可能地加以限制，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致使中国和英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的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对策。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较为单一的经济援助转而正式与中国结成战时同盟，这种变化是符合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最害怕的是国民党战场全面崩溃、日本从中国拔出泥足，横扫太平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被打垮了，您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4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从作为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手段，上升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是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将来中国是盟军太平洋反攻和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美国的有效的军事盟友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加强和采取了一系列援助措施，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仅1942年一年，美国就给予蒋介石政府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从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而且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促使中国出现自由主义的、亲美的政府，以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影响，把美国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塑造一个战后亚洲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种需要，美国极力想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大国的地位。赫尔曾经写道：“我们对于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共同进行有效的战争，第二个是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承认并建立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强有力的中国，这既是为准备一个战后的组织，也是为了东方稳定和繁荣的形成。”[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9页，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军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极力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举蒋介石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和印支)盟军最高指挥官，后来又把中国同英美并列于《联合国家宣言》之首，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坚持把中国作为《普遍安全宣言》(即“四强宣言”)的签字国等等，都是美国亚洲战略把中国作为中心地位来考虑的结果。在缅甸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注：谭圣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②》第11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而中国抗战就难以维持，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美国积极赞助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但英国却认为美国这样做是“牺牲英国而增进美国利益的努力[注：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纽约1948年版。]。”从而反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强调只能在中缅边境上布防。英美两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它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矛盾由此而产生，为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投下了阴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日态度一直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