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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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双方的条件相差甚远，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中决定南进，极大地刺激了英国，7月26日，英国宣布冻结日本在英属殖民地的资产，废除1911年的英日商约、1934年的印日商约和1937年的缅日商约。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丘吉尔采取措施，积极协调英美对日战略，把美国推上对抗日本的第一线，英美两国达成了“ABC--1参谋协议”。事实上，英国在欧洲大陆惨败之后，美国已经逐渐承担了对付日本的主要任务。日本也认识到要夺取拥有丰富资源的英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要对付的主要对手却是美国。于是，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开战。此后，日本同时攻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英荷在东南亚的属地，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英国的远东政策的演变，实际上是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萌芽、形成、推行和失败的过程。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远东战略的主旋律是一部“绥靖”的兴衰曲。但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日本扩张野心日益发展，英日矛盾不断激化，英国远东战略最终实现了由绥靖到强硬的转变。
二美国的远东战略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猛烈冲击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远东秩序，美国除发出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的呼吁，还表示不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日贸易，特别是对日战略原料的输出仍在增加[注：多罗西·博格、冈本：《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纽约1973年版，第372页。]。“七·七”事变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进一步的威胁，但美国仍然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采取貌似公正的态度。他强调：“我们不想评判争端的是非。我们呼吁各方不要诉诸战争[注：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9)》，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美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日本的行动对美国在华权益的影响和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注：美国国务院编：《和平与战争：1931～1941年美国的对外政策》，华盛顿1943年版第89号文件。]。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演说”，对日本作了个口头上的警告。11月，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经济上压制日本，援助中国。但美国代表团谨守罗斯福不要带头反对日本的指示，对中国的呼吁不予理睬。当时，美国同日本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欧洲，担心制裁日本会损害其经济利益，更害怕引起日美战争。因此，在“七·七”事变前后，美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有增无减。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美国对中国抗战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上层官员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援助中国抗战对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利益有重要意义。美国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项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不被制止，美国将面临日军向美国本土逼近的局面[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页。]。他们的意见逐渐受到罗斯福的重视，于是，美国的远东战略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37年到1939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1.2亿美元用于购买除武器弹药外的物资，5千万元用于稳定货币[注：威廉·P·黑德：《美国在中国的历程、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42～1948》，美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对此，陆军部长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是在购买而不是在借贷，即我们是在购买自己的安全[注：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租借——致胜的武器》，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4年版，第80页。]。”这正是美国援华的基本出发点。
1940年法国败降后，美国被推到与德意日对抗的第一线。从世界全局和自身安全出发，美国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总战略。根据总战略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加强援助中国、利用中国阻止日本南进，对日本采取强硬的制裁和限制措施的同时，和日本进行谈判，以延缓战争爆发的远东战略。1940年9月，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废铁及钢铁。同年底，罗斯福同意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并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研究军事援助问题。为了加强中国的抗战，美国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
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美国的防务至关重要，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此后，美国援华的步伐加快。7月，第一批数千辆租借卡车到达仰光。8月，在仰光港口建立起一个小型卡车制造厂。1941年初，通过缅甸公路的运输吨位每月4000吨，到10月，增加到15000吨，几乎增加4倍[注：同上，第113页。]。当然，由于路途遥远及运输能力等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当时美国尚未参战，还抱有避免日美战争的侥幸心理，对日采取姑息的绥靖政策，因而对中国的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同时也不能否认，美援在政治和心理上对中国的抗战还是至关重要的。
1941年4月，美国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达到分化三国同盟，避免日美战争的目的，和日本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日本则企图利用美国的妥协，结束中日战争，获取战略物资，为南进作好准备。由于日本在谈判中要求越来越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7月，美国获悉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惜与英美开战的南进政策，致使美日谈判已经失去基础，继续绥靖已无退路。在此形势下，美国最终从对日政策以绥靖为主转移到以抗衡为主，抛出了对日经济制裁的最后王牌，即对日实行全面石油禁运。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菲律宾设立远东陆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太平洋舰队应急作战计划。这些措施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的远东战略已经转到支持援助中国以牵制日本，对日彻底实行经济制裁的基点上。
1941年8月下旬，美日谈判恢复，但双方事实上都是以此为烟幕，争取备战时间，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三苏联的远东战略
三十年代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苏联就面临着日本和德国东西两方面侵略的威胁。苏联认为，在德日两国中，主要的危险来自德国。因此，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遂成为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苏联感到“日本侵入中国东北，造成了对苏联远东疆界的直接威胁”，“孕育着反苏战争”[注：卡比察：《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8页。]。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苏联宣布“奉行严格中立的政策[注：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48页。]。”企图以退让求和平。苏联还多次向日本提出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注：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52页。]，日本都不予理睬。虽然如此，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当然，我们今后仍然要坚决执行和平政策并力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愿意改善这种关系的[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卷，第269～270页。]。”斯大林还认识到，单方面的和平政策并不能使苏联免遭侵略，必须采取措施逐步加强远东军事力量。到1935年底，苏联在远东“已拥有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大约有950架飞机，800～900辆坦克，总兵力至少也有24万人[注：林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此外，苏联还采取了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与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等方式来牵制日本。
三十年代后期，日苏关系日趋紧张，边境冲突不断发生，苏联的远东战略就转到以实力求和平与援华制日的基点上。为了教训日本，苏联调集精锐部队在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中，痛击日军主力，使日本被迫主动停战媾和。
为了使中国战场尽量拖住日军的手脚，使其无力北进，苏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8月21日，苏联主动和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1月中苏签订第一个贷款协定，到1940年底，苏联共向中国贷款4亿5千万美元。从1937年9月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共向国民政府提供了飞机904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近万挺，炮弹200万发。此外，苏联还派遣了大批飞行员、军事技术人员和教官来华参战，苏联专家还参加了许多作战计划的制定。
苏联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主要原因是抗战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到了1938年，随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使它免遭来自东方进攻的屏障[注：奥·普·钱尼：《朱可夫》，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