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8
认为女性在保护弱者时会显现出进攻欲的观点，大多源于当代心理学，尤其是本能学说。该理论认为，男性之所以敢去杀人是因为他们有“杀手”或好战本能，而这是在若干世纪的战斗中进化得来的。在这个层面上，本能学说让论者可以轻松解释战斗为何要把女性排除在外： 因为进化的原因，女性根本不具备这一本能，威廉·麦克杜果说。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9版（伦敦，1915），页59。克莱德·B．穆尔在“战争的心理学方面”（1916）中持相同观点，他指出自古以来就是男人在打猎、争斗，而不是女人。不仅人是这样，“高等动物”亦然，如水牛、野马、驯鹿和猿猴。因为缺少这种本能，所以女性比男性矮小，不如男性强壮。克莱德·穆尔，“战争的心理学方面”，《教学法研讨会： 季刊》，23卷（1916），页141—142。但他们有一点自相矛盾，那就是女性虽然没有“杀手本能”，却另有本事可以助她们杀敌——母性本能。随军当牧师、同时也是业余心理学家的W．N．麦克斯韦尔在一战刚结束时就认识到，许多女性本可以上阵杀敌，“因为她们有母性在，有一种保护人的冲动，有一股柔情，一看到伤员或听到暴行，这种本能就会被激发”。W．麦克斯韦尔，《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战》（伦敦，1923），页49。“原始的穴居女人”在受刺激后是会去拼杀的，麦克斯韦尔说。本土防卫后备队的海伦·格温·沃恩夫人非常支持这种观点，她说与男人相比，女性虽然更可能“止于伤害别人”，可一旦必须保护自己或孩子，或有弱者处于危险中时，那这种不情愿就会立刻消失。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种好斗的女性特质反映在女兵杀人上，会有种独特的“风格”。在这点上，文学叙述特别到位。在弗雷德里克·塞德莱尔·布瑞亚坦上尉的小说《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1900）中，几位勇武的男子和一位叫艾琳的羞怯女子被围困在一个小木屋里。他们中一个人给了艾琳一杆枪，转眼间就有一堆非死即伤的布尔人“挡住了通向这座家常英式花园的道路”。其中一名叫弗兰克·拉塞尔的男子“声嘶力竭地”为之辩解，说“杀了这么多人固然不好”，但“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更何况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血战之后，艾琳在压力之下突然垮了，昏了过去，嘴里嚅嗫着“我再也不想听他们的呻吟了！”在她缓过来之前，作者插进了一段关于女性和战斗的讨论，提醒读者让一个“易受惊吓、温文尔雅的女子去摆弄步枪，还要用它去杀人”，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布瑞亚坦指出
这么一场恶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力气啊，她竟然挺了下来。但战斗一结束……她见到了伤者，听到了他们的哀号。眼前的悲惨景象和平日里听不到的哀吟，让她一时不知所措，昏了过去。
小说中的人物在对布尔人大开杀戒时可没有心慈手软。但女性的敏感并不能盖住她们胆小的事实。后来，有感于父亲和那两名英国男子的“大无畏精神”，艾琳拒绝了布尔人为她提供的安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