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7
被涂上“男性色彩”不止桑德斯一个人。提姆·奥布赖恩在他关于特种部队女杀手的记述中，提到玛丽·安在开始扛枪、扔手雷后身材发生了变化。她的身体“有点不像自己的了——原先柔软的地方现在变得太硬，太厚实……声音似乎也变了，声调低了许多。”提姆·奥布赖恩，《他们那代人》（纽约，1990），页101。战斗在身体和性格上留痕的例子二战中也有。1945年时，梅根·卢埃林·麦卡姆利（英国本土防卫后备队的积极成员，自己说最恨针线活）回忆起所在部队中女兵南希·布朗的故事。列兵布朗，单身，来自格拉斯哥的贫民窟，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传统上女性在军队里的活计她是做不了了，因为对家务她“一窍不通”。布朗生就一副好身板，大大咧咧的，于是只能铲煤、挖沟。她“喜欢和男人一块干活，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适应。她是他们的‘伴儿’，但这样说没有任何性的意味在里头，”麦卡姆利说。列兵布朗很快就厌烦了铲子，没告假就走了，从此再没人见到过她。一天，麦卡姆利去电影院，当认出屏幕上“英勇的游击战士”就是布朗时不禁大吃一惊。她心底一阵骄傲，脸也红了，自此知道布朗“必须生活在危险中，这我们都做不了，本土防卫后备队也没法满足他。”麦卡姆利真想大声说：“那是我的姐妹啊，是后备队的一员！”梅根·麦卡姆利，“无假缺勤”，收《“不值班”： 军人的诗行和故事选——（英语演讲协会）战争服务妇女俱乐部成员作于切斯特斯坦利宫》（切斯特，1945），页44—46。 麦卡姆利急促的叙述很多论者可能不喜欢，也正是这些论者看不惯列兵布朗这样不会做家务的女人。实际也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男人婆”说成是变态，是同性恋，“只有法国大革命才熏陶得出来的怪物”。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另见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5及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
女兵的支持者自然要反对这种粗俗的指称，这样的成见不仅无利于士气（它会让本土防卫后备队的女兵忙于关注自己的女人味或生殖力，从而会影响战斗效率），而且会影响征兵。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94—95。他建议部队开设基本卫生课，这样女兵就可以宽心了，知道其他人也会在服役期间怀孕（“以表明绝育不是战斗的当然组成部分”）。妇女部队的女发言人总是一再强调她们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认同： 部队不会把她们“男性化”，反会重申其女性特质。海伦·格温·沃恩夫人1941年被免去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的职务，就是过于直白地认同“男性”价值观会得到什么下场的最好例证。表面上看，沃恩是因为年龄原因离职的（她已经六十多了），但她的继任者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却有着不同的说法。据她说，沃恩之所以逐渐不受欢迎，是因为“她浸渍了太多的军队精神，以至想不通为何不把女性当做男性对待”。而她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首先是女人，应不顾一切保持女人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惠特利甚至有点走极端： 她在自传（1949年出版）中反复说自己不会使步枪，且再三跟读者说，自己“对手枪有很大的戒心”。莱斯利·惠特利夫人，《幸存的想法》（伦敦，1949），页20。
女性部队的“女人味”也在其他宣传家的嘴边提及。J．B．普里斯特利等作家就曾受人之托，撰文反驳女兵会被“去女性化”的说法。在《英国女性走上战场》（1943）中，他反复强调摸枪弄炮的女人自有其韵味。他告诉读者，在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中服役的女子在鱼雷快艇上操作机枪时都戴着“非常女性化、非常漂亮、别致的”帽子。他的原话是：
这也是我们这个奇怪时代的一大诱人讽刺了，一位皮肤白皙、若有所思的少女，那神态好像在痴视着春天树林里的丛丛圆叶风铃草，谁曾想她正在为一次危险行动作准备，正要在敌船的舷侧炸开一个大洞，把船上数百人送上西天。J．普里斯特利，《英国女性走上战场》（伦敦，1943），页24。
罗伯特·威廉森在为妇女志愿预备役辩护时一语点破： 这些女性“把对家庭生活的爱好带上了火线”。她们既不是“一群亚马孙女战士”，也并不“古怪”。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他指的是妇女志愿预备役。
有一种看法更合女兵心意。它没有含沙射影，说女战士“其实不是”女人，而是指出，正是因为她们极具女性气质才杀得了人。虽然不时被人嘲讽，常是别人害怕的对象，女战士作为一个整体还是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几乎没有人怀疑，女性在为了保护丈夫、情人和孩子时是不惜去杀人的。和平主义者认为女性下不了手，因为她们有母性。同样，在解释她们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时，也要回到她们的母性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