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7
教会未能挺身而出、反对无谓的杀伤，对有些人犹如当头棒喝。某无线电发报员参与过轰炸汉堡，他写信给科林斯教士：
俯瞰下面的城市一片火海，有如噩梦一般。一想到下面的妇女、儿童被截肢，被烧，被杀，在人间地狱里为恐惧所侵袭——而我也逃不了干系。为什么，约翰神父，教会为什么不说我们在行恶？为什么随军牧师坚持认为我们进行的是伟业，是在护卫基督教文明？我知道一定要打败希特勒，也准备尽我所能。但别跟我说我们是高尚的事业。我们是在行恶，哪怕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也是恶呀。一无名无线电发报员在其后的一次作战飞行中丧命，引自L.柯林斯大教堂教士，《浴火的信念》（伦敦，1965），页85—86。
越战中，战争从政治、宗教来说越来越站不住脚，所以士兵对随军牧师的态度也趋于强硬。迈克·皮尔逊特别愧疚自己手刃了一名身上只有一把折刀的八岁男孩，但有天主教神父跟他说不用担心：因为他只是在执行任务。迈克·皮尔逊，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82。黑人步枪手“羚羊”海伍德·T.柯克兰不屑于牧师所谓的有许人杀生的权力：“只要不是蓄意杀人，满可以认为是会得到牧师赞许的。但你也知道，这不是蓄意杀人是什么？”海伍德·柯克兰，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95。另见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32。或者用皇家澳大利亚兵团轻械部队安德鲁·特雷弗里1968年给未婚妻信中的话说，“看到一群训练有素的杀手中竟有牧师，你一定会糊涂，想想这真是虚伪。”安德鲁·特雷弗里，“与未婚妻书”，落款1968年2月12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部队下层对随军牧师尤其不友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就发现：
士兵们觉得每天在越南受命行暴是一码事，牧师为这一行为正名、开脱又是另一码事。他们认为这实际是对灵魂的最大腐蚀。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6。
在这样一场乌烟瘴气、没有仁义可讲的战争中，连随军牧师也开始反省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像纳粹德国统治下牧师的作为”，一名随军牧师思怵道）。无名牧师，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36。
平民社会里，牧师拥有无可争议的道德裁判权，到了战时其地位就空前地衰落。虽有宗教人士坚持反对嗜杀，也有人对与敌国宗教界断绝交往也感到惋惜，总的来说，调和战争和基督教义进行得异常顺利。在战时，许多牧师都向往上阵杀敌，壮志难酬的情况下只有认可战时杀戮，并连自己也崇拜起武器来了。他们对士兵说：杀人可以无罪，可以无悔。他们在精神上对士兵的关照与军队的需要天衣无缝。有些牧师走得更远，甚至离开神职，入伍参军。在他们看来，当兵不仅可以摆脱每日的必修课，还可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还能（顺带）张扬教会刚毅不屈的一面，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