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14
伦理道德与军事权威
随军牧师为何要让自己作为道德向导的作用受制于军方的需要呢？常有人提到，皇家陆军牧师局的名号如此强调“皇家”和“陆军”（而不是“牧师”）的，部分与教会在阶级社会中的位置有关。这种说法或许有道理。在英国，教会（以及每一名牧师）的社会地位是由政府维持的。大主教和主教是首相任命的，且须经皇室认可，他们同时还是上院议员。圣公会的领袖更一定来自统治阶级（1920年，上议院中半数以上的主教都与贵族或拥有土地的士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一名历史学家统计，在1860年以后的一百年里，总共242名主教中除20人以外都是公学出身）。安德鲁·钱德勒，“英国国教教会和二战中对德国的灭绝轰炸”，《英国历史评论》（1993年10月），页922及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6。不遵从英国国教教会者和天主教徒虽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但他们急于摆脱边缘地位（如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天主教会），并且希望巩固在社会和军队里的新得权力（只是在1915年以后，他们才有权向部队委派牧师）。所有主要教派都认为他们在体制内的作用要比体制外大。而且他们也担心，如果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可能会受到国家的迫害。个人如此，教会亦然。抗议可能不利或阻断本人在宗教里的升迁（G.K.A.贝尔主教反对二战中的灭绝轰炸，便是一例）。贝尔的遭遇见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另见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8。历史学家艾伯特·马林研究了一战中的英国国教会。他认为，教会
寄宿在社会母体之中，生计都靠国家……其权势并非无条件的。国家之所以给他们这些是有一个默契，就是他们永远不能和社会的主流价值和利益背离太远。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245。
同样关键的是，教士还担心，如果他们反对军国主义，无形中就会加重普通士兵的良心负担：这些士兵就得在国家和教会中作出选择，且势必不得不站在国家一边。
但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钱德勒在分析英国国教会二战中对空袭的态度时尖锐指出的，不应太过强调教会是国家机器一部分的事实，这很重要。钱德勒虽然也承认教会领袖认可了现实的状况，但他们仍认为自己仍有道义责任，且从伦理上讲有义务提供精神上的导引。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神职人员是有过抗议的（最显著的例子是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和1911年的议会法案）。钱德勒还强调，牧师不论其阶级如何、与国家有怎样的联系，其在道德上应站得住脚。英国国教教会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个人——包括牧师——“言为心声”的权利，所以牧师还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安德鲁·钱德勒，“英国国教教会和二战中对德国的灭绝轰炸”，《英国历史评论》（1993年10月），页920—924。要解释他们为何没有更多使用这一权利，还有其他因素要参考。
尽管无数官方声明都说随军牧师首先要对教会负责，例见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7；《随军教士：（美国）总统军队宗教福利委员会呈给总统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50年10月1日），页11；乔治·韦林教士，《牧师的职责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完成它》（华盛顿特区，1912），页2—3。军方的影响显然还是无处不在。牧师即使有心抗议践踏道德的行为，也因自己“军中贞女”的身份而断难实行。在去军队前，他们很多时间都在给婴儿施洗或安慰奄奄一息的老者。突然间，他们被送到了一个骇人的环境，那里又需要无尽的慰藉：在这种情况下掉转枪头，指责惊恐、疲惫、后悔的士兵在战场上不应“火冒三丈”，不是近乎猥琐吗？再有，牧师对军事懂的太少，也不利于他们开展工作。对他们的培训已经非常少，而对军中规程的培训更是几乎没有，虽然一战后一直有人呼吁要成立一所“牧师轰炸学校”。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此事发生：教士的故事》（伦敦，1932），页87；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页17—19；汤姆·约翰斯通、詹姆斯·哈戈提，《剑上星：军中的天主教牧师》（伦敦，1996），页101；莱斯利·斯金纳教士，《“周日也工作的人”：个人战史》（萨里郡，出版年份不详），页5。没有人告诉他们应如何解读军事命令。多数牧师是从教区直接派到部队的，“根本不懂军事规程、操练、习俗，更不知道该怎么和士兵打交道”。他们尽管日渐融合到军队里去，但是在损害其精神导师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罗杰斯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馆长的信，1921年12月5日，收E.罗杰斯大教堂教士，“信件”，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多数牧师根本就不考虑打仗的因素：这方面自有严格意义上的军官和政治家“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