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7
军 中 牧 师
牧师局的牧师名义上是非战斗人员，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接触不到军国主义及其毁灭仪式了：他们佩带的是军官证，只有在加拿大军队中才按军阶（如上尉、少校、上尉等）称呼随军牧师。其他国家军队中的牧师有官阶但士兵一般只叫他们 “牧师”。见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此事发生：教士的故事》（伦敦，1932），页103—104。坐的是吉普车，配备的是维科斯式机枪，还有勤务兵持枪保护其人身安全。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36。许多牧师随身带有左轮手枪，自卫时可以开枪，这一点和医疗队成员是一样的。例见欧内斯特·梅林顿的话，收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82。
外表上虽逃脱不了军国主义的阴影，但每一名牧师还是要对自己在军中扮演何种角色做出决断：在审视良心后决定是作为牧师还是战士来加入军队。这样的决定很难做。一战期间广受欢迎的J.法伊神父、约翰·J.卡兰教士、丹尼斯·琼斯教士等都惭愧地承认，参战的想法实在激动人心，但他们也劝诫跟自己有同样想法的牧师一定要抵挡住诱惑，因为他们担负的精神责任要更重大。约翰·卡兰，《兵车行：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7；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54；丹尼斯·琼斯教士，《苏吴拉湾教士日记》（伦敦，1916），页17。虽有很多传言说法伊曾带人冲锋，据麦可南说此事不确。另见“临时牧师”，《随军教士》（伦敦，1916），页9。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二战中，J.弗雷泽·麦克拉斯基（人称“伞兵牧师”）曾被自己到底是应该以教士的身份参军、还是接受战斗训练“以不辜负29岁的大好年华和180多斤的体重”的问题长期困扰。当朋友最终劝服他，做牧师能起到更大作用时，他非常地扫兴。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6。R.L.巴恩斯教士属于耶稣复活会，他披露自己曾十分嫉妒那些为上战场不惜放弃教职的好小伙：他悲叹“自己的孤独、恍惚与不安”，羡慕那些参战的牧师是“牧群的当然领袖”。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69。约瑟夫·麦卡洛克教士在二战进行一半时终于不能继续调和军队与宗教的双重身份。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竟要受雇于一个致力于杀戮的组织实在是伪善。这一想法促使他辞去了在军队的职务。约瑟夫·麦卡洛克，《我们自有命令》（伦敦，1944），页176。
也有神职人员做了不同的选择，他们更多地从支援生者而不是掩埋死者那里汲取了力量的源泉。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03；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ⅩⅩ—ⅩⅪ，48及189；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10。这些暴虐的上帝子民在一般人想象中竟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被称为“战斗的教士”。二战中有首军队歌曲广为流行，写的就是参战的教士：一个“空中领路人”（多半是威廉·A.迈加亚教士）1941年和战友一同打退了日军对“加利福尼亚”号的袭击：
掉下去的是枪手，然后是他的战友，
跳起的是空中领路人，瞄了他们一眼，
他放下圣经，端起枪，大叫三声，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然后我们都得解放！引自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13。该牧师据说是威廉·A.迈加亚，但他矢口否认。
同样超水平发挥、但远没有这么辛辣的是：在此后一些战事中，上阵的牧师竟引得别人诗性大发。即以拉里·罗特曼写一名在越南牧师的紧促诗行为例：
第25飞行营的牧师
在苟知
为敌人的灵魂祷告
在每个周日上午
其余日子做机载枪手
还有部队薪金。拉里·罗特曼，“上帝的孩子”，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24。
就算这些都是“神话”，有一点是许多人都认同的，那就是年轻牧师（尤其是那些符合其他斗士传统的人，如不信英国国教的威尔士牧师）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都想一试身手。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9—10；查尔斯·蒙塔古，《从幻想中醒来》（伦敦，1922），页67—68；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牧师到了战场上就会不断被人提醒：不能携带武器（美国牧师长担心任何持械牧师如被俘虏，则可能因违反《日内瓦公约》而受到严厉处罚，且可能被用作其他不齿行径的替罪羊）。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253。陆军中尉罗伯特·弗利·卡勒维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是名温和的牧师，是战地经历使他请求上阵作战。1916年受训时，这位前牧师记述了不久前听过的一次讲座。“好得没法说，”他给妻子复述道，
但我的兴趣倒不在讲座本身，而在其象征意义——我们整个民族心态的转变。讲座是关于怎么（用刺刀）杀人的，凡经验所及任何可能的杀人方法都教给我们了。记笔记时，这些听起来好像特别残忍， 但昨天在场的人无不同意，要想赢得战争，就得去打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