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5
但这并不是要抵消许多宗教界人士真心热爱和平的事实。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里，多数神职人员一直在谴责战争（和平主义），尽管愿采取鲜明反战立场的人要少得多。其间（按教派的分野）成立了无数以反战为宗旨的宗教机构，比如基督教和平圣战组织、循道宗和平联谊会、一位论派和平联谊会、苏格兰长老会和平会、长老派和平团、英国圣公会和平联谊会等。一战的经历使许多牧师转向了和平主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其大力鼓吹的许多暴行竟是言过其实（甚至完全是虚构的）。与此同时，许多战争收益也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不过他们的和平呼声在政治上一直没有造起势来，英国各教派的和平组织成员总数最多时也不过15 000人。马丁·西德尔，“在两次世界大战年代的基督教和平主义”，收W.谢尔斯（编），《教会和战争》（伦敦，1983），页404。此外，随着二战的日益临近，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发现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样的神学家正日渐对自己形成围攻，指责他们沉迷于牺牲的爱，却忽视了社会责任。二战很轻松地就被描画成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等到越战开打时，连原先最洪亮的反战声音也倒向了战争支持者的一方，特别是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0年成立，旨在推翻南越政府，统一越南全境——译注］为代表的一方。这则精彩的故事，见格文特·卢伊，《和平与革命：美国和平主义的道德危机》（大瀑布城，1988）。虽然在三次战争中都有德高望重的教士站出来反对某一具体行为（最臭名昭著的得数灭绝轰炸和投向日本的原子弹），G.贝尔，《教会和人类（1939—1946）》（伦敦，1946），页129；G·贝尔，《基督教义和世界秩序》（哈蒙兹沃思，1940），页81—82；圣阿尔班斯的希克内瑟教长来信，《泰晤士报》，1945年8月16日；戈登·查恩，《英国皇家空军的随军牧师：角色紧张之研究》（曼彻斯特，1969），页118。虽然有些宗教机构和个人（如1968年以前美军中的犹太教牧师）克拉伦斯·阿伯克朗比，《随军教士》（贝弗利希尔斯，1977），页142。在1968年前，犹太教领袖曾把拉比选入军队，这样就避开了通常的自选过程，也确保了军队里总有与基督教对立的文化存在。一直站在军方的对立面，宗教界人士不论男女对战争的态度一般是既痛惜非得打仗，同时又为能参加所谓的“正义”之战大声鼓吹。
“教士上阵”
教职人员不参与作战，已是20世纪的定规。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这三个国家——英、美、澳——都有明文禁止教士携带武器。但不是自古就是这样的。教职人员不能用剑是中世纪以来的规矩，但他们可以用狼牙棒。直至1350年“教士上阵打仗”才被明确禁止。到1899年，又被写进了海牙和会的战争法。
尽管军队许多部门的牧师不能持械，但他们仍可参军。许多小一些的宗教团体把是否入伍的选择权交给了个人去裁断。这样，虽然坚决反战，但英国还是有三分之一强的适龄贵格会徒参了军。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页53。循道宗、浸礼会和长老会的许多未授神职的牧师也选择了入伍。救世军的成员不过变了变服装的式样：“血与火……以血除污，以火鼓劲”是他们响彻伦敦海德公园的战斗号召，后来又飘荡在血迹斑斑的战场，那里有步枪、火炮在“喷火”。弗雷德里克·斯珀尔，《着军装的牧师：联合海军和陆军委员会牧师工作一览》（伦敦，1916），页52。另见查尔斯·贝特曼，“救世军和战争”，《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06。
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国教教会就不太愿意让牧师和传道士自己拿主意了。宗教领袖对教士志愿上战场的做法是否合适一直争论不休。1916年，雷金纳德·约翰·坎贝尔教士（他是一名广受尊敬的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但在游历西线的同年就加入了国教）就承认自己“不忍心拒绝任何体格健全的教士，他们不过想拿黑色法衣换卡其布的军装，以在血腥的战场上以战友的身份传道”。雷金纳德·坎贝尔教士，《随军在法国》（伦敦，1916），页12。耶鲁大学神学系的亨利·哈勒姆·特威迪也为那些觉得不参军就不行的牧师作辩护。1918年时，他满怀钦羡地写到了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兄弟”，不愿“受自己妆饰的羁绊：好像不和前线士兵同喝一壶水、不经历他们泥与血的洗礼就无法向他们讲道”。他认为，“只有牧师同信徒一道‘出生入死’，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种共患难时的亲近“不分世俗与神圣”，他说。亨利·特威迪，“牧师和战争”，收E.斯尼思（编），《宗教和战争》（纽黑文，1918），页86—87。在他看来，参战的牧师绝不会给教会脸上抹黑。有人曾注意到，法国的入伍牧师反给教会带来了夸奖和荣誉。汤姆·凯托尔，《战争的方式》（伦敦，1917），页188—205；威廉·雷德蒙，《法国的堑壕照片》（伦敦，1917），页128—129；“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3；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