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3
我真想和其他美国人一道冲过战壕，把刺刀插进德国兵的喉咙、眼睛或小腹，没有丝毫的犹豫，良心也不会为此受到谴责。乔治·唐斯1917年11月在匹兹堡阿斯伯里循道宗主教堂的讲演，引自雷·艾布拉姆斯，《教士讲武》（费城，1933），页67。
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教士在布道中有把百姓的说法拿来为杀戮正名的有趣例子，他的布道在一战时极受欢迎，且是随军牧师在二战时争相模仿的对象。他在二战中非常受欢迎：见琼·克利福德，《谢谢您，牧师大人：二战回忆》（伦敦，1989）及约翰·沃利斯教士，《上帝保佑，还有绿色贝雷帽：一次朝圣经历》（普尔，1994），页16。肯尼迪教士曾在训练营面对只以杀死多少德国鬼子论英雄的士兵宣讲。威廉·普赛尔，《英国人威利：一个英国个例：杰弗里·安克泰尔·斯塔德特·肯尼迪（诗人、先知、不懈探求真理的人）的生平和时代》（伦敦，1962），页109。一战中，他一直为体能和刺刀训练总部的士兵传授简洁、实用的刺刀杀人技巧。布道中，他曾满面红光地复述自己听过的一个讲座，是赞颂“刺刀精神”的。肯尼迪也认为这种“精神”对战胜敌人至关重要。他跟士兵说，战争不过是“杀！杀！杀！”。在这个意义上，那次讲座是“诚实的……（而且）也很实用。言真意切，没有半点虚言。”要中和“刺刀精神”和标志耶稣受难、赎罪的“十字架精神”固然不容易，但正如肯尼迪所说，在目睹了几名厌战的英国士兵抬一名德国伤兵到安全的地方后，他就成功地解决了其间的矛盾。
这两种精神在他们身上合为一体，他们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健儿和运动家。这种堂正大度就是基督教精神在我们目前阶段所能达到的极致。
换言之，“刺刀精神”要有“十字架精神”的支撑才能长久，英国人良好的运动家风度代表了基督教的至高伦理。G.肯尼迪教士，《牧师峻语：说给英国远征军官兵的话》（伦敦，1918），页25—26及29—30。
并非所有宗教界人士都赞同这番世俗的见解。有些以神学为杀戮辩解的具体理由也间或从讲坛传出。容易理解的是，旧约的说教因强调“以眼还眼”，所以要比山顶布道或十诫引用得频繁得多。无名加拿大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33；A.胡佛，《一战中的上帝、德国人和英国人：牧师的民族主义研究》（纽约，1989），页6。圣经中关于杀人的禁律（比如十诫中的“不可杀人”）很容易回避，比如“杀生”在这里是指没有合法理由的滥杀或谋杀，打仗中的杀人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啊。例见保罗·布尔，《和平与战争：布道、演讲笔记》（伦敦，1917），页34—35及托马斯·斯普罗特，《基督教和战争：在学生基督教运动会议上的五篇演讲稿，1916年1月》（惠灵顿，1916），页7。同样地，圣徒保罗的指令，要宽恕自己的敌人“七十个七次”，也可以被诠释成只有在敌人有悔意时才适用。“我们和我们的敌人”，《卡配拉讷斯》，1944年11月，页2。战争虽然是恶的，但上帝自有他的考虑，就像他也安排了天罚、饥谨和瘟疫一样（以激起基督教美德的复苏）。所以J.E.罗斯科教士在其《战争伦理、间谍密探和强制训练》（1914—1918）里提出，伏击是正当的，因为它体现了基督教所谓的先见和审慎。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页26。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一战中他属于基督教青年会）和威廉·坦普尔（在二战时任约克大主教）试图通过区分“人格”（是指上帝对每个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信任”）和“实体存在”来调和暴力和基督教义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可以放弃后者。福斯迪克在《当下危机的挑战》（1917）一书中写到：
危机任何时刻都会降临，我不会降低自己对绝对个人准则的评价以及它无可匹敌的价值，但我会为了一个女人的安危或孩子的生命而不惜剥去任何伤害者的实体存在，并且相信上帝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会将其恒久人格剥离他所犯下的罪……刺刀无法触及人格，只能到达实体的存在，而人格远远超越了地上的征战。哈里·福斯迪克，《当下危机的挑战》（纽约，1917），页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