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2
医务人员在诊断时常有意见的分歧。这在1947年显露得最明显，当时有一名叫伊西多尔·S.埃德尔曼的研究人员从一军医院中随机抽取了200名精神病患者，请14名精神病学家给他们重新诊断。结果他发现有四成的病人被诊断成了与原先不同的大类。有14%的病人被诊断的大类是相同的，但具体的小类却不一样。具体病象的判断与早前诊断相同的只有44%。最主要的分歧在病人患的到底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精神错乱，有三分之一的病例便属于这种情况；有两例，一名专家诊为精神错乱，另一专家则说没有任何精神疾患。伊西多尔·埃德尔曼，《神经系统的疾病》，8期（1947年6月），页171—174。诊断的结果甚至还要受抚恤金的干扰。精神分析学家威廉·尼多尔斯二战中曾为海军陆战队服务，他记得曾有人要求他将某精神病患者诊断为“体质性精神变态”，这使他无所适从。他后来发现，这个要求的背后原因虽多，但“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债务”。尼多尔斯的同事说，
如某人的病根本治不好，干吗非得给他诊断成神经官能症，让他终生领取抚恤金呢？为何不说他是患了体质性精神变态，这样国家就不必掏钱了？威廉·尼多尔斯，“精神病学在军队的回归”，《精神病学》，9卷3期（1946年8月），页176。
换句话说，在诊断时精神病学家脑子里装的都是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考虑。
精神崩溃的种类和原因
尽管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有一点很清楚：在战争中有许多士兵因精神崩溃而无法继续作战。其严重程度随战争、战区和部队的不同而不同。以1942—1943年与日本人在阿拉干［缅甸西部山脉，南北走向，西侧有同名的港湾——译注］的那仗为例，据说第14印第安师所有人都成了精神伤员，无一幸免。同样是二战，澳军精神崩溃的士兵据说只占5%。“精神病学——阿拉干战役”，未注明日期，页3，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571及安玛丽·孔代，“‘适应的痛苦’：二战澳军精神伤员”，《战争与社会》，15卷2期（1997年10月），页61—74。再看大一点的数字，一战退伍士兵25%是“精神伤员”，二战在20—50%之间。朝鲜战争中，士兵患精神病的比率是被敌军打伤的两倍，有超过25%的战士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与此同时被打死的士兵只有12%。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9。越战中开始时，精神病的比率出奇地低。现役士兵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过精神崩溃，其原因很多，包括休假较为频繁、值勤次数有限、战斗本身的原因（小规模冲突，时间短，之后有休息）、伤员转移及时、没有长时间轰炸以及“早、勤、简、要”政策的到位。但与其他战争相比，越南的士兵在复员后出现精神问题的比率较高。估计的数字有高有低，相差很大，但对829 000名越战老兵进行的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15%的退伍男兵和稍过8%的退伍女兵有严重的创伤后精神压力症，另有8—11%的人虽不能确诊患了该症，但其病症已到了影响其生活的程度。 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Ⅴ。调查还发现，奇卡诺人和黑人的患病比率要比白人高。阿瑟·埃根多夫等，《越南的遗产》（纽约，1981），页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