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
而我——
又扮鬼脸、又瞎扯，像只猴。
但我能说什么，做什么？——
什么也没得说，没得做。
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1941肖恩·奥利厄里，“炮弹休克”，收《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0。
1916年7月7日，阿瑟·哈伯德痛苦地提笔给母亲写信，想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在法国了。他因患战斗疲劳症被抬下战场，送进了东萨福克和伊普斯威奇医院。据他自己说，之所以精神崩溃是因为看到“十分吓人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他告诉母亲说
我们有严格的命令，不准俘虏敌人，哪怕伤兵也不能留活口。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敌军铁丝网弄开，然后将满膛子弹倾泻到防空洞里出来的三个德国兵身上。他们都失了很多血，要解除他们的苦痛，只有送他们上天堂。他们呼天抢地求救，但我有令在身，上面不管我们下面做事的人处境有多难……一想 起这事我就心神难安。
阿瑟·哈伯德的家信与索姆河战役中数百名其他士兵的家书没有太大区别。他在第1伦敦苏格兰兵团的服役期只持续了三个月，从1916年5月到7月。从他开始的来信可见他心情不错，还要家里不要担心：“我的战友都很棒”，“我们会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在今年”。但伴随他离前线和战场越来越近，信的语调有了变化。雨、泥、虱子、沟鼠，还有“非常累人的工作”让他大失所望。艾萨克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和他在一起，这时也开始像个“老人了……他真不该变得这么容易紧张”。慢慢地，阿瑟开始把前线生活描绘成“炼狱……不亲历便没法相信”，一想到家人“早上八点半围坐在餐桌前享用丰盛的早餐，而几千里之外的我在这个倒霉的地方却被德国人炸得一塌糊涂”，言语中就又有了些许尖酸。
在重压下退缩的人不止他一个：他讲到战斗打响前几天去救助一名士兵，那人为了躲过屠杀打伤了自己的脚。哈伯德承认“心里很不好受”，也跟姐姐说
我不愿给你一筐谎言，但讲真话的机会实在太少，开始时我没准备要打仗的，但一到这儿，他们就控制了你的自由，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
两天后，哈伯德终于上阵冲锋。他甚至打到了敌人第四条战壕，但到下午三点半，他所在的营部基本上全死于德军的炮火。他被埋在死人堆里，好不容易才爬出来，在紧接的撤退中又差点被机枪打中。面对一系列的恐怖景象，他崩溃了。
自己被活埋、目睹战友（包括好友艾萨克斯）被成批杀害，肯定促成了哈伯德的崩溃。但他自己在杀人时一马当先，因而产生的罪感也是部分原因。他的家人本来就很紧张了，读到信里说到敌人时语气的突然变化，一定会更心焦。此前在谈及面对面的杀戮时他一直用的是“德国佬”，但说到三名俘虏叫饶时则用“德国人”来代称了。列兵阿瑟·哈伯德，“1916年5—11月间的信件”，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7月7日；1916年5月20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弟弟弗雷德的信，1916年6月13日；给“妈妈等”的信，1916年6月17日；给姐姐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给内莉和艾薇的信，1916年6月29日。
像阿瑟·H.哈伯德这样对杀戮有过激反应的士兵有很多。我们此前虽说过，多数军人能较好地对付要他们杀人的命令，但也有少数士兵（哈伯德就是一例）面对杀戮总是“心惊肉跳”。这些士兵以及负责照料他们的医务和军队人员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理解心理崩溃给人带来的震荡。平民的价值观在这里毫无用处，只有好武的精神特质，也即着意于摧毁人的感情，才有足够的韧性给这些战士提供一种扭曲的秩序感，并愈合他们早已分裂的人格。
军方的态度
我们无法量化士兵在战场上需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即便可以量化，医务人员给出的数据也没有很大的用处，更何况他们常不给任何分析，只是给出以组织结构分类为依据的“可靠”诊断。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Ⅺ。军官担心，士兵如在精神方面有任何不适，会暴露其在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所以对医务人员的这种做法持鼓励态度。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31及艾伯特·格拉斯，“简介”，收彼得·伯恩（编），《压力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关于越战的一次专门研究》（纽约，1969），页ⅩⅩ—ⅩⅪ。军队在精神病方面的训练不是组织得非常差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科目，再加上战时诊断肯定是非常仓促的，所以医务人员很少愿意准确记录病情。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50。越战中，波来古［越南中部市镇，越战中许多激战在此发生，其中北越游击队在1965年对美军特种部队营地的一次进攻招致美军开战以来的首次持续空袭——译注］第71战地转运医院等就毫不掩饰他们没有受过精神病学或心理学训练的医务人员来诊治“精神伤员”的情况。萨拉·麦克维克，引自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114。病情记录常常不可靠（比如简单的头疼可能会被记录成脑震荡、战斗疲惫甚至诈病），这反映了各地在转院手续、气候及地形等方面（患战壕足的士兵如人数激增，则可能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逐出医院）的不同，而且除精神崩溃外有人还同时负有外伤（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先治外伤）。梅耶·迈斯金，《精神病学》，9期（1946年5月），页133—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