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3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在军队精神病专家的圈子里很有市场是不奇怪的。政府给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研究提供经费，当然希望能把世人的注意力从没有道理可讲的战场暴力身上移走，并保证退伍士兵能尽快（且成本尽可能低地）“复员”。独立研究人员也发现，只要把老兵刻画成受害者而不是道义力量，争取经费原来是挺容易的事。当然，心理学的范畴在描述人的道德心时可能不够用。直到越战，弗洛伊德的理论仍主导着军事心理学界。按这一派的观点，伦理是一种社会干预力量，其形成取决于童年时所受的压抑，“同个人的自我完全分离”。按照这个逻辑，罪感就成了“要逃离的东西，而不能给人教益，是一种疾疫，而不是……一种对过去虽痛苦却颇适宜的反应”。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及74。另见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79—80。
但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服务人员开始正视困扰着越战老兵的心理问题，并提出罪感可以帮助愈合战争创伤。这种强调个人负责的想法在战后成了救治有心理疾患的越战老兵的标准疗法。后来，阿瑟·埃根多夫、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彼得·马林、蔡姆·F.沙坦等专家又提出“谈话疗法”（或是与治疗专家一起，或是在一个小组内）还不够，罪感的消弭还有赖于公众场合的抗议集会。沙坦在1973年时说：
把因杀人而获得的奖章扔在国会台阶上，因为他们已开始憎恶当时的举止，这象征性地表明他们已摆脱了部分的罪感。这一举动除引人注目、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之外，于治疗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次，他们不是在执行命令，而是在自主地行动，重新掌控了对事物的控制——和对自己的控制——而在越南这并不属于他们。蔡姆·沙坦，“士兵伤痛：越战老兵自助运动”，《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4期（1973年7月），页648—649。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例见罗伯特·戴维斯，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27。另见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11—124；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80。
罪感，加上悔罪的仪式，把我们又带回了屠戮的原点：人又会去杀人。不同的是，这一次罪感得到了消化，且剔除了它让人无法忍受的刺痛。
战士不只是国家的复仇工具，也不仅仅是浩瀚的道德宇宙中的一颗棋子，无法与之抗衡。战士也有自己的道德宇宙，也担负起参与杀戮的应有责任。这与军方观点背道而驰。军方把罪感看作一种烦人（且危险）的搅扰，其影响哪怕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尽力消减。当然，战士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但应用时却没有一以贯之。且在战场上，惊恐的士兵可能无法按自己的是非观念来行事。但别忘了，正是关于杀戮对错的分野使他们可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保持健全的心智，不致被让人揪心的罪感和使人麻木的暴虐所吞噬。战士们施用的标准未必见容于百姓、政客或非战斗人员，但在其他场合被人以恐惧、反感视之的战斗要想坚持下去、甚至最终被人接受，这些规则就不是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