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2
哪怕是为了减少会让人失去行为能力的罪感，把人说成不是人也有其局限。本书一再强调，在战斗中要把对手想象成人，只有这样才能下得了手。比如，有个年轻士兵在美莱看见一个小孩，有一条胳膊已被打断，他立刻想到这个小孩该和自己的妹妹一样大。他就想：“要是有外国军队到了我的国家，他们的士兵看我妹妹就像现在我在看着这个小孩。他们会杀我妹妹吗？”答案很清楚：“如果他会，那我也会，”于是他抠动了扳机。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52—53。另外，人格解体会剥离杀戮的道德价值。就像J.格伦·格雷在《战士们》（1970）中写的，把敌人看作兽类“会减弱毁灭对方时的满足感，因为毁坏物体不需考虑其价值”。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52—153。正是因为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无论在减轻罪感还是提供快感方面都完全没有作用，所以才要反其道而行之：即承担起个人的责任。这么说吧，上面我们讨论的几种常见的文饰作用，它有一个悖论就是，为了消减罪感几近毁灭性的影响，这样的做法恰恰给悔恨预留了空间。
个 人 负 责
高级军官试图削减因杀戮而生的罪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多数士兵的支持，因为在他们眼里，罪感恰是对其善心的肯定。如果杀人不包含心理斗争，士兵“反倒不乐意了”。约翰·康雷讲述一名年轻海军陆战队员的反应，收詹姆斯·霍兰、杰拉尔德·弗兰克，《丛林深处：海军陆战队员行动在太平洋战区——二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口中的故事》（纽约，1943），页79。胜者比失败的一方有更大的罪感，不仅是因为他们杀了人，也是因为他们的举动得到了奖赏。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群体心理学和战争随笔外集》（伦敦，1947），页251—252。这里有一个悖论：士兵之所以能一直杀人，是因为他们仍有道德的官能在。坚持人有因果和道德感非常重要。士兵有个信念，即杀了人是应该悔罪的：正是这个信念使他们还是个“人”，并保证他们日后回到社会能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人要是不会悔罪便总不像人，即使像也是精神错乱的人：没有罪感的杀手是不道德的。戴伦·盖茨，其访谈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5—126。说到底，是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威廉·卡利中尉在拒绝为美莱屠杀负责时提出了三点：
我既已象征地“顶上”，就不该再承担道德责任；
作为士兵，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需要道德心；
如果再出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冷面杀死那些村民。
他遭到了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的逐条反驳说：
我和卡利一样也是人。但如果我做一个步兵在越南抛开所有的道德观念，那是我个人的错，与部队、更与我的国家无关。陆军汤姆·米希洛维奇下士给《匹兹堡邮报》编辑的信，1971年4月7日，页10，引自彼得·卡斯坦，《法律、士兵及战斗》（康涅狄格，1978），页54。
或者看越战一退伍老兵的说法：“既承认了是你做的，也承认你做错了，那你就得承担部分责任”。无名老兵，引自阿瑟·埃根多夫，“越战老兵讨论小组和战后生活的主题”，《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21。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看到，军事心理学家总是鼓励士兵拒斥罪感，坚持认为退伍军人的问题仅仅是“不适应”造成的。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1。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声称“不须担负任何责任”——也就是跟老兵说，他们的行为都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他们如果难受那是因为“生者之悔”或因有“进攻的冲动”而生成的自责，换句话说，有这样的自责是因为进攻欲比较强，而不是因为杀了人。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72。这样一来，就没法区分因为知道自己显现了不应表露的进攻冲动而生的罪感和因戮杀同类而产生的罪感了。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05。用一位随军牧师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是杀了无辜的妇女、儿童且没有不好的感觉，那很好，说明没有问题要解决”。威廉·马赫迪，《走出黑夜：越战老兵的精神之旅》（纽约，1986），页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