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11
生 者 之 悔
上面讲到的文饰作用即使一起作用也无法完全消除罪感：既无法承受军事冲突的暴力之重，也无法支持现代道德良心的弹性。战争其实与打猎无关，无论人们怎么想把它纳入平民或骑士行为的轨道。战争若果真像人们声称的那样可以狩猎做比，也是其中最生硬、最无趣的一种。正如有论者在1919年所说：“在这场战争中（战士）反对的是杀或被杀的具体方式，死亡的因在这里变得异常机械，而其果又大多出于偶然。这场战争没有风度好讲，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麦克斯·普劳门，《战争和创造冲动》（伦敦，1919），页8。
所谓“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的逻辑也显得牵强：远距离的炮火攻击、近距离的放冷枪、不许留活口的命令、对阵双方并不势均力敌的情形，这些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某个士兵即使真正相信“非他即我”，也会为罪感吞噬——如列兵丹尼尔·约翰·斯威尼在1916年11月初在设法向未婚妻解释时就支吾其词：
我打死的那名德国兵是个英俊的小伙他死的时候我在场可怜的家伙。我很愧疚但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在说着什么但我们没人能听懂，跟你说实话吧我心里也有泪，我思忖他也有父母也有爱人等等，我真后悔杀了他但老天可以作证我别无他法。 列兵丹尼尔·斯威尼给未婚妻艾薇·威廉斯的信，1916年11月初，引自迈克尔·莫伊尼汉（编），《更伟大的爱：家书1914—1918》（伦敦，1980），页84—85。
仅凭简简单单的“杀或被杀”是没有办法消除罪感的，至多只能稍稍减弱一些。
所谓服从上级命令也没有那么简单：什么是“合适的权威”？在威廉·卡利中尉回忆录的前言中，路易斯·黑伦试图厘清美莱屠杀的责任。他不讳言卡利应承担部分责任，但“不全是他的错”：
他上面师、旅、营、连的指挥官，选他去候补军官学校的人也都有责任。尽管我们的道德律令要求个人负责，但主要的责任应在时任的国防部长。毕竟，用百万吨火力滥杀无辜、设立自由射击区、要求清点尸体作为竞赛等不人道的做法都是他的决定。路易斯·黑伦序，收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4。
虽然在暴行的宣传上，物质的投入和道义的支持都很可观，但这种宣传的广度和效用不应被过高估计，纵使在前线也是一样。在1943/1944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驻太平洋和欧洲的美国步兵中只有13%曾见过日本或德国士兵使用在他们看来“卑劣、不人道”的方式打仗或对待俘虏，就算听过类似传言的人也不过一半。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2，在1943—1944年间调查了4495名美国步兵。“不把人当人看”在基本训练中效果尚可，但到了实战就不管用了。在战斗情况下，杀人到处都在上演，暴行难以界定，常常根本没有人管。罗伯特·约翰斯顿，“英军指挥官和一次大战”，页1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所谓敌人与我们不同的不实之词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即使在越南，战士们也常常不得不承认“我们打仗是不得已，可他们也是不得已呀”。鲍勃·斯旺森，收J.汉森、A.欧文、迈克尔·迈登，《平行线：士兵掌握的知识和当代战事口述实录》（纽约，1992），页123。其次，就算我们的战士目睹了敌军暴行，他们打起仗来也未必就更凶狠。英国战争部散布传言说德国人把英军尸体收集起来，送到工厂转化成脂肪，但机关枪手乔治·科帕德就曾说过，“散布这种消息的人要是想让我们狂杀一阵，那他的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我们已经尽全力了——除了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116。
更糟的是，报告暴行可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哲学家威廉·霍金在1918年曾说：
把对方想象成不是人类是不明智的。因为愤怒……是反向运作的；碰到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会将其拟人化并赋予一定的道德心。如果我们认为对手不是人，实际就是把它排除到我们本能仇恨对象的范围之外了。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6—58。另见H.拉斯基教授，《德国人是人吗？答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伦敦，1941），页3—6。
换言之，把敌人看作低等生物会让战士觉得，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忘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给他们定罪的理由。在二战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关于日本人滥施暴力的传言反受到部分指挥官的质疑，因为这样的宣传会使士兵害怕与日本人作战，或在飞机被击中后不敢跳伞逃生。“（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中期报告：第二稿”，1944年，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另见“（远东）各军种士气委员会：1944年8月16日星期三在霍巴特大楼433房间召开的第八次会议”，页4及7，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195。把对手说成不是人会使他们被想象成“神秘的幽灵”，我们的战士反倒更害怕：战士需要别人安慰他们说，他们的对手也是“血肉之躯”，虽然这样说在杀敌之后他们自己心里可能会有内疚。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另见页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