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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7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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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非他即我”这样的逻辑,敌方的暴行也可以开释残暴的行径。战士们总能得到这样的安慰,就是敌人邪恶至极,不配苟活人世。一战时,暴力故事的出版发行竟成了热门行业。不过这段时间英国发行量最大的一类宣传读物是揭露敌军暴行的。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88。威廉·勒克厄兹《德军暴行:无耻行径全录》(1914)的结论是德国鬼子的“暴力记录让人震惊,读后心有余悸,血都冷了”。二战期间最残忍的暴力事件经由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广播已广为人知。在前后共七次的广播谈话中,范西塔特向他的忠实听众描述德意志文明说它是退化的典型,并把德国人的性格总结为嫉妒、自怜和残忍。他说德国人是“屠夫鸟”[学名“伯劳”,喙强而锐利,尖端钩曲如猛禽,食大型昆虫以及蛙类、蜥蜴和小型鸟兽等,常将猎获物穿挂在带刺的枝头,以喙撕食——译注],即使犯下最卑鄙的罪行也毫无悔意,还大肆渲染这一点。范西塔特说,德国人如果找不到小孩,甚至会用机枪射杀母牛!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黑记录:古今的德国人》(伦敦,1941),页4,9及19。到越战时,暴行更常由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来呈现给公众。《越共在南越暴行和破坏活动》(1966)就是本很典型的图录,曾由南越使馆广为散发。图片显示的是越共游击队员绑架、折磨、割伤、残杀南越居民的惨相。这些“暴徒”不惜使用“一切手段,不论有多残忍”,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受苦的是百姓”。该图录每一页都充斥着血腥场面,包括被斩首的妇女、被砍死的男子、身上“缀满”弹孔的婴儿,大量的牧师尸体,还有一名“尽职的医生并且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尸体,护士身上割下的一双乳房,被折磨致死的老师的尸体,一名已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编者要读者在这“恐怖的画廊”中徜徉,“仔细看这些照片,想象南越居民无可逃脱的苦痛……共产党越共游击队员是这些恶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出版地点不详,1966)。
战士都认为,有关暴行的叙述使他们急于想上阵冲锋,同时还会减轻他们因杀人而起的愧疚。例见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全书各处;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107—108及154—155;杰拉尔德·弗伦奇,《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生》(伦敦,1931),页304;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20;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9;W.霍尔兹沃斯,“医院牧师”,《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5月),页638;哈罗德·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页62及81;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51—52;陆军约翰·莱斯利少校,“日记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45—46;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3;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6—157;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给家里的信,1916年2月8日,页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战中,敌军在西线第一次使用毒气后——一般认为这有悖战争规则(虽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过时了)——许多士兵发誓一定要报仇。曾经受那次毒气袭击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哈罗德·皮特这样说:
我们吸进毒气较少,但大家都急了,个个怒火中烧。我们拼尽全身力气,杀啊杀。不仅如此,我们杀人的方式还极端的野蛮。刺刀硬生生地扎进去,扭一下,拿枪当棍子使,不知哪个黑人丢下的小刀,拣起来就用……扎下去,直到没柄……让他们即刻就下地狱……满腔的仇恨……打仗的欲望……报仇……狂野!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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