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6
有人开枪打中我的腿。我回击，打中了那人的脸，看见血喷出来，有如泉涌，顺着脸淌下来。他还年轻，很英俊，但是个狙击手。要是不把他干掉，天知道他还会伤多少人的性命。托马斯·欧文，“未减的回忆”，收迈克尔·霍尔（编），《索姆河上的牺牲》（纽汤艾比，1993），页23。
同样，在越战中也有把复仇作为杀人理由的。一名士兵在看见战友遇害后这样说：
我的想法立时就变了……开始变得喜欢杀人，怎么也杀不够。每多杀一个人就会高兴些，这样我受到的伤害也会减少。每逢战友牺牲，我都会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消亡了。我不管他们是谁，都要他们赔偿我的损失。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78—79。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及231及陆军一等兵查克·芬克，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44。
或者就像另一名参加过越战的士兵所说，凡有战友阵亡，他都会亲自为之报仇，而且还要跟战友的亡灵说：“老兄，这人是为你杀的。我一定要干掉这个混账东西，把他的心挖出来祭奠你的在天之灵。”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9。另见页96。类似的话下面的人也说过，一战中的美国士兵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145及约翰·洛曼，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34。在他们看来，对战友的无谓滥杀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办？“找他们报仇，不能如愿的话，就把无辜的农民当作凶手”。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1—182。这样，悲痛就转变成了愤怒。
报复最得劲的是士兵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尼尔·J.斯迈尔瑟在研究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指出：“邪恶的痼疾在于，为恶之人总是深信别人会对他行恶”。尼尔·斯迈尔瑟，“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17。士兵再三申辩说，不取人性命就会命丧他人之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有三次战争的例子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诺比·克拉克，“西线狙击手”，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及134；哈罗德·迪亚敦，《医疗和责任：战地日记》（伦敦，1928），页66—67；“纳尔逊”，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9；斯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2；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福克斯，“一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经历”，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78/51/1；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哈罗德·托马斯教士，“教士”，页4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5。铁心杀手锡德尼·洛克伍德在拿掉一个德国兵的脑袋后冷冰冰地说：这“固然不好，但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锡德尼·洛克伍德，“无人地带”，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维克托·里基茨也有类似的看法：
从瞄准具里注视你的同类可不好玩，那清楚得甚至能看清对方眼睛的颜色，更难的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几秒钟之后又有个生命就又要归天了。但你非得横下心不可，俗话不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里基茨接着说，“不过，差点就是他生我死了”。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说辞越南也有士兵用过，比如一名年方20的澳大利亚列兵就曾跟一家报纸讲过自己用机枪撂倒当地一名妇女的情形：“不是她死就是我亡……要是摆骑士派头，我早就成鬼了。”列兵杰夫·波特，引自艾伦·拉姆齐，“我是如何射杀两名越共分子的”，载1965年8月3日某报，收巴巴拉·阿尼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W.埃尔哈特，“满月”，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14。事实上，这被用来作为任何暴行的借口——甚至包括美莱。比如1969年12月31日《旧金山新闻》就刊载了四名中士为暴行所做的辩解：“我想活着回去，要是只有杀了老人、妇女、儿童才能感觉‘安全’的话，我不会迟疑。”四名军士载《旧金山新闻》，1969年12月31日，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