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5
文 饰 作 用
个人罪感常可获减，原因有二：一、士兵不过奉命行事；二、其命令均由合法的权力机构给出。这些机构可以是当地的指挥官（只消一句“命令就是命令”，炸弹就会被扔进防空洞，理由？“没有时间”俘虏敌人），也可以是国家（有越战老兵承认，有的事是他“本不该做的……但我可以这么说，在国家叫我做的事以外，我再没做过错事。我自己从不干坏事”），不过后者稍难服众。史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4及威廉·科尔，“加拿大士兵”，页10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指挥官总归比海牙或日内瓦的立法者来得亲近，所以军法的权威与军官的命令相比不太能减轻士兵道德或良心上的谴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凡被正式起诉的人大多强调自己只是忠实命令。就像越战中的威廉·卡利中尉，他在为“导演”美莱大屠杀的罪名辩解时就说“那天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动越南人一根毫毛：注意，这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那是我的祖国。”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及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5。“有命令”很容易就能减轻内心冲突，且能激发“合适的”反应，也即强烈的进攻欲。许多教官都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需要下属不通过思考一味执行命令时。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睡得香，起来时浑身是劲——然后去杀人，而没有丝毫的害怕”。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至于其副作用——即军官会有比士兵更深的“集体罪感”——就鲜有人提及了。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78。只要是执行命令，杀人就可以想象成与杀戮完全无关。
即使不是执行命令，士兵也能通过互易的逻辑为自己的行为找寻依据，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杀人就会被人杀”。这一准则的推演有高下之别，上至国家，下到某个陌生的人（“女性和弱者”）、到朋友，最后是自己。随着对象越来越具体，杀伤也就越来越有理由。所以，在现役军人（而不是后方的所谓“宣传家”）看来，为了国家而杀人是最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前面看到的）暴行是个例外。近一层的是一些具体可感的陌生人，他们死得冤枉，需要有人给他们报仇。二战时有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绰号“魔怪”，就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向一名德国炮手开火，而后者正想跳伞逃离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见那人进退维谷的样子，他心头突然一热，罪感油然而生——但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地上众生的景象，“老妇、年轻的妈妈和小孩，都蜷缩在掩体里，盼着防空警报能解除”，一想到这，他就决心杀了他。“魔怪”，引自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72。魔怪后来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
复仇对于减轻悔意有更大的意义。许多人只有在战友被害时才会取人性命。因为这给了他们“算账”的理由，让他们感到自己应该“赶快行动起来”。亚力克斯·卡姆斯蒂，“日记”，1915年11月29日，帝国战争博物馆及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10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61；约翰·科迪，“我的一战回忆”，页1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唐纳德·吉尔克赖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47及8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3月21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R.普林特，“自传”，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52—53，1916年4月1日及4日条；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A.特纳，“总攻时刻”，页48—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托马斯·欧文解释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杀人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