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3
但因违背十诫第六条而起的愧疚心理没那么容易打消。即使远距离杀伤也会引发罪感——哪怕罪感是因不愧疚而生。轰炸机驾驶员弗兰克·埃尔金斯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罪感的。他知道每次空袭的炸弹都会让数百平民丧命。他的悲苦在1966年7月1日的日记中表露无疑：
我引以为耻的是自己竟没有任何反应。我向来的反应都好像是在看一场电影。我还是没觉得自己亲手杀了人……我是不是已经完全麻木，以致非得看见炸飞的四肢、血染的地面、泥沼里散发着恶臭的尸块和内脏才会感到羞耻，意识到自己已杀害了很多同类？弗兰克·埃尔金斯1966年7月日日记，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101。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埃尔金斯一人：训练和随后的战斗只能让多数人变得麻木，却不能抹煞他们对杀戮的悔意。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24。布尔战争中有诗为证：
我杀了个人在格拉斯潘，
杀了他光明正大；
帝国诗人、牧师想都不想
就说我做得正理该当……
但他们无法阻止那人的眼睛
死死盯住我的双眸。M.格罗弗诗，收迈尔文·史密斯，《鼓手霍奇：布尔战争诗集，1899—1902》（牛津，1978），页152。
心理反应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R?H?斯图尔特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在索姆河一役用刺刀捅死一名德国兵后。他坦言，这是
我第一次近距离杀人，用刺刀。这很困难，况且他是个黑人，但我一扭刺刀，他就像只中了长矛的野猪那样叫了起来。直到回去的路上我才开始颤抖，整个后半夜我就像枝头上挂着的叶子，止不住地哆嗦。R.斯图尔特，引自菲利普·奥尔，《去索姆的路：北爱尔兰师沿途经历》（贝尔法斯特，1987），页155。
一名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的美国人就记得，曾刺死“一个小伙子……他身体单薄得像支铅笔”。此后几个月里，他夜不能寐，“老是想那个小伙子长什么样，刺刀是怎么进去的，他倒下时是怎么尖叫的”。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61。道德心有时会因害怕遭受报应而转变成罪感。“再隐蔽的散兵坑也没法使他免于报应”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6。：喷火式战机驾驶员“魔怪”在击落一架德军飞机后就有这样的感觉。刚击落德军的飞机，他就看见两架ME109型战机“闪过”，像是要攻击他：“见鬼！！！！”他喊道，“他们看见我了！看见我干掉他们的同伴！看见他机毁人亡，肯定要找我报仇。”“魔怪”，引自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70。另见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3；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32—133；无名空勤人员，引自马丁·米多布鲁克，《汉堡之战：盟军1943年对一座德国城市的轰炸》（伦敦，1980），页349。杰里·塞缪尔斯1968年10月加入美国陆军，决意要“让妻子和妈妈为我骄傲”。结果他不仅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平民，也奸淫过妇女。一次，他们在糟蹋一名妇女后把她杀了。塞缪尔斯急于强调他虽参与了轮奸，却没有杀人：
我感觉好像有个晴天霹雳，上面有山姆大叔的名字，要把我击倒。但终于没有……我其实希望有某种形式的斥责，有人站出来说，“你刚刚杀害了无辜的百姓”。但没人出来。杰里·塞缪尔斯，收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5。另见陆军一等兵雷金纳德·爱德华滋、阿瑟·伍德利（小），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2及243—244；乔·沃克，《教士、战争等战时文章集》（布雷福德，1917），页8。
当想象中某一军事行动的合法面罩被撕破时，他们更会觉得自己有错。一名专家1949年时评论说：
战士只要遵守战争规则，一般便不会有刻骨铭心的罪感。战争规则他们是接受的，集体的认可也会驱散罪感。只有在不按规则出牌时，罪感才会搅扰心绪。很多时候表面看是严重的抑郁症、记忆缺失或交织的神经官能症，其实根子还是因为备受罪感的折磨。罗伯特·加拉德，“战争悔罪反应”，《北卡罗来纳医学杂志》，10月9日（1949年9月），页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