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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2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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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体 罪 感
个人悔罪在军事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极端暴行应受指责的看法在现代战史中已无立身之地。杀戮过后,公众恳求举国赎罪已成常例,要想寻求自我谅解只有在阴湿的教堂壁龛或遮暗的私人卧室里才成为可能。历史学家不愿提及个人在战争中的责任,甚至认为质疑在战争中大开杀戒的士兵的“良心”“颇成问题”。乔治·克伦,“纳粹大屠杀:口是心非”,收艾伦·罗森伯格、杰拉尔德·迈耶斯(编),《纳粹大屠杀回声:对黑暗年代的哲学反思》(费城,1988),页255。这样的顾忌本来正理应当,(我们下面会看到)倒是士兵自己不时提出个人应负责的问题。有的甚至强要回答。
与之相对的是军方发言人在谈到责任、悔罪时的坦诚态度。除非发生不必要的暴行,海军陆战队或步兵在越南执行合法命令时不必为杀人负责。军方一直认为,合理的杀伤不应有罪感。军中不少人甚至否认战士们或曾有过自责。R.吉勒斯皮,《战争对军民的心理影响》(伦敦,1942),页18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24—25;陆军埃德温·魏因斯坦少校,“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34。罗伯特·威廉·麦凯纳一战时是军中的卫生官,他曾问同事有否见过有人因意识到自己在杀人而感到“任何不安”的。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随军牧师在被问到是否有士兵因为杀戮而良心过不去时,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103。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伯德认为,进攻中士兵不再受一般平民道德规范的束缚:“不再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从不想这些。”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43。即使悔罪,也很少是因杀人而起。常有人提到“生者之悔”,它是指因战友遇害、自己独存而产生的罪感;因杀戮而起的“杀手之悔”因此受到了抑制。欧文·N.柏林在其“作为战争恐惧症病因之罪感”(载1950年《精神病学报》)中虽提出罪感是战争恐惧症的重要原因,却只提到悔罪作为对战友牺牲的反应(生者之悔),而没有论及其复仇天使的一面。欧文·柏林,“作为战争恐惧症病因之罪感”,《精神病学报》,111期(1950年1—6月),页239—245。另见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6。朱尔斯·V.科尔曼少校在1946年给出了关于生者之悔最明白无误的表述。他说,在本人死里逃生而战友不幸遇难的情况下罪感最易产生。相反,“杀敌不会带来多少罪感”,他总结说。陆军朱尔斯·科尔曼少校,“军事精神病学中的群体因素”,《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6卷(1946),页224。
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酣战之际士兵根本无暇体会罪感。许多战士在战场上体会到了与自我——包括道德自我——的阻隔。“我都不像自己了,”列兵约翰·多兰在1916年7月3日给母亲的信中反省说,其时他刚经历了平生第一次血战。列兵约翰·多兰,“书信集”,致母书,1916年7月3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伊冯·刻帕特里克的笔录更为详尽,他回忆自己的
身体和灵魂好像完全分离了,甚至觉得不再占据自己的躯壳。子弹完全自主,根本不受我控制,四处飞啸,中着即死,顺着膛线,穿过树丛,指挥着整个排的火力,一句话,与我一直以来领受的责任比拼高下。我的大脑好似一个独立、分隔的部分。我好像漂浮在自己躯体的上空,看它在做什么,看别人在做什么,超脱而不带感情。伊冯·刻帕特里克爵士,“自传”,页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305—306。
也有人说过,打仗时大脑会呈一片空白,没有记忆,没有自觉。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76。另外,有些杀人方式不太容易生成罪感。不打照面的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以空战为例,罪感与海拔高低就直接相关:B52轰炸机的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没有执行战斗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容易感愧,后者又不及武装直升机驾驶员容易产生罪感,因为他可以清楚看到受害者的模样。弗雷德·布兰弗曼,“蓝色机器时代:老挝”,《华盛顿月刊》,1971年6月,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49。因此,轰炸机驾驶员和炮兵可以屠杀“很多惊恐的非战斗人员”而毫无愧疚。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73。另类似的言论见泰蕾兹·班尼代克,《洞见和个性调整:战争对心理学效应的研究》(纽约,1946),页54—55;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1;罗伯特·加拉德,“战争悔罪反应”,《北卡罗来纳医学杂志》,10月9日(1949年9月),页489。这种“匿名”的杀戮方式甚至让在广岛上空扔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伊诺娜·盖伊”号领航员有理由否认有任何不适反应:他说自己“和执行任务前没啥两样,草草吃了点东西,喝了几罐啤酒,打了会沙袋,之后的40年里从没哪个晚上因为扔下那颗炸弹而没有睡着过”。泰德·科克在《新闻周刊》,1985年7月,页44,引自伯纳德·费尔坎普,《中世纪早期和当代复员士兵的道德对待》(斯克兰顿,1993),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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