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8
查尔斯·莱维，“越南共和国军像柴捆：越南的战争逆转”，《学刊》（1971年10月），页18—27及伊恩·麦克尼尔，“澳军顾问：敌友见解”，收肯尼思·迈多克、巴里·赖特（编），《战争：澳大利亚与越南》（悉尼，1987），页41—42。而且，许多军事冲突都有种族主义的阴影存在，即使“文明的”欧战也不例外。赫伯特·凯尔曼和李·劳伦斯发现，其受访对象近半数（47%）认为卡利做的没什么不对。他们的理由是，舍弃一些越南人的性命总要比拿美国大兵的生命去冒险可取得多。但调查中有更多的人（53%）认为，哪怕为救一个美国兵的性命也值得去杀死大批的德国百姓。赫伯特·凯尔曼、李·劳伦斯，“卡利中尉案谁应负责：一次全国调查的初步报告”，《社会问题杂志》，28卷1期（1972），页196。另见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罪行与美国人的道德心”，收杰伊·贝尔德（编），《从纽伦堡到美莱》（列克星顿，1972），页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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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有许多士兵身在同样的军队系统和环境，却不愿参与屠杀或施暴。他们可以选择消极地躲避或积极地干预。最常见的态度是眼不见为净。比如在美莱，就有士兵（如理查德·彭多顿）只射杀动物。詹姆斯·约瑟夫·杜尔西刚到美莱时枪杀了一对母子，但后来知道那里的居民手无寸铁时就拒绝再向任何人开火（“我做不到！也不愿做！”他叫到）。詹姆斯·杜尔西，其证词收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43。朗·格泽齐克、罗伯特·梅普尔斯和哈里·斯坦利都拒绝伤害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是有命令，”斯坦利回忆说，
但那是要我们攻入敌村，且说对手装备精良。到了以后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叫我枪杀无辜百姓，这样的命令我不承认——在我看来，他们简直是疯了。我不觉得我有必要服从。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19。
在越南的其他暴力现场，也有士兵设法避免加入。像约翰·图马、哈兰·H.约翰等审讯人员就拒绝和翻译一块搞逼供信。后者只是“拒绝审理一个又一个俘虏。不久，少校就知道他是认真的了”，于是派他去做别的事。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01—111及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约翰·图马，其访谈收威拉·赛顿伯格、威廉·肖特（编），《事关良心：美国大兵在越战的抵抗》（马萨诸塞，1991），页24。来自路易斯安那州菲尼克斯的步枪手“酋长”雷金纳德·爱德华滋，坦言自己一直“下不了手”。当他所在部队接到命令要夷平一座村庄、因为那里藏匿了一名冷枪手时，他“只是拿动物开刀，比如杀鸡”，而与此同时，有大量村民被杀害。陆军一等兵雷金纳德·爱德华滋，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16—17。还有的士兵抢先一步通知村民，可能会有大祸到来。托马斯·金吉，其证词收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97。有的士兵不得已就往百姓的头顶上方开枪。里克·斯普林曼，其访谈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23。另见罗伯特·劳弗、M.盖勒普斯、埃伦·弗雷沃特斯，“战争压力和创伤：越战老兵经验”，《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25期（1984），页78及基思·诺兰，《铁网中的工兵：法贝斯·玛丽·安的生死》（学院车站，1975），页94—95。
上述各种免于杀伤手无寸铁平民的办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有人使用。“不随大流其实不难。只要说迷路了、生病了、受伤了就行。等你缓过来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这是罗伯特·拉斯穆思二战中给人的建议。罗伯特·拉斯穆思，其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44。40年代初，以凶狠著称的远程沙漠集团军也没有遵从指挥官杀掉17名意军战俘的命令。相反，戴维·劳埃德·欧文中校驾车80英里把他们送进沙漠，给他们留了水和食物，足够他们回到己方阵地（等到达时，他们采来的情报已经过时了）。陆军戴维·欧文中校，《沙漠我的存身处》（伦敦，1957），页129—130。许多士兵反对滥杀俘虏——或许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由于他们无法听任俘虏们哀求。查尔斯·亚历山大，“与艾米·里德书1916—1918”，1917年11月3日，奥克兰学院与博物馆藏书室手稿92/70。这样的规避行为一战中相当常见，历史学家托尼·艾什沃思在《堑壕战1914—1918》（1980）中写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间或也和“杀人或被杀”同样常见。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
但规避行为经常并非受了道德驱使，它更多是一种道德上的漠然或懒散。理查德·彭多顿在美莱只杀动物，但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就好像这样做是对部队的不忠。他的原话是：“我没杀过平民。但没人看见我没做。所以没人来找我麻烦。”他只是“不想杀生”。理查德·彭多顿，引自马丁·格申，《杀或被杀：美莱实情》（纽约，1971），页31。查尔斯·康妮在越南曾“躲过一劫”，没有射杀战壕里的全部伤兵，但不是出于道德原因：
我没向任何人开枪。下不了手。我从没冲到最前线过。这太荒唐了，就好像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排成一列，下到战壕里去，大家轮着当排头。排头杀了一名伤兵就换到排尾去。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