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7
士兵对惩罚的担心也被夸大了。真正令人担心的实际反倒是违规者未受责罚的程度。比如，有轮奸并杀害了一名“越共妓女”的海军陆战队员只是被“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迈克尔·麦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9。另见杰里·塞缪尔斯的访谈，收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5。前面我们提到，有两名直升机驾驶员向两个“友好”村庄倾泻了2 000发38毫米的机枪子弹和74枚火箭，只是受到了责备，而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某资深的随军律师这么解释拉姆齐上将为何没有严肃处理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名理智的指挥官会因为下属做了自认为正确的事而把他送上法庭，这只会损害部队的战斗力……这有点像十诫——是，都写得清清楚楚，可就是没人把它们当回事。”一位前随军资深律师，引自西摩·赫什，“玩票记者：谴责”，《纽约客》，1971年10月9日，页119。朝鲜战争一个有趣的例子，见陆军戴维·海克沃思上校、朱莉·莎曼，《逆转》（悉尼，1989），页66—67。但我们经常看到，士兵的暴虐行径反是要受表扬（而不是批评）的。特遣部队的巴克指挥官在美莱惨案发生后打给上级的报告，分明把它描述成一场大捷，共歼灭敌军128人。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阅后回复，表扬北越连队“给敌军以重创。祝贺全体官兵……立下了大功。”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8—21。陆军一等兵迈克尔·伯恩哈特拒绝开枪，也没受处分。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朗·赖登奥尔的信，收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37。别的抗命者也没受惩罚。军方不愿意法办肇事者：他们知道美莱大屠杀的情况，却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即使后来因公众抗议而必须有所行动，也不愿处罚任何人。掩盖的内幕见布鲁斯·琼斯，《没有窗户的战争：一名年轻军官身陷越南情报掩饰的真实故事》（纽约，1987），页221—225及257—263。另见西摩·赫什，《掩盖：陆军密查美莱真相》（纽约，1972）及陆军威廉·皮尔斯中将，《美莱查访》（纽约，1979），页199—209。在屠杀和其后的包庇过程中，有30人被控触犯刑法，但被定罪的只有卡利一人。除去美莱审判不算，只有36个军事法庭审理了美军1965年1月到1973年8月间的战争罪。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4。对美军的战争罪起诉共有242项，但有三分之二无事实根据。在36个军事法庭中，56%判罪名成立。其中，38%是人身侵犯，28%是谋杀或未遂，17%是过失杀人，16%是强奸，还有1%是碎尸。陆军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18。他的数据与上引的稍有不同。他的表中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军事法庭的总数为259。要想了解军方的态度，只消看对卡利的轻判和对参加反战示威军人的重罚（如戴维·米勒因烧了兵役应征卡而在联邦监狱坐了22个月的牢，又如霍华德·莱维因拒绝向美军特种部队成员传授某些他看来只会伤害而非帮助平民的医疗技术而被判入狱两年）就一目了然了。其经历见霍华德·莱维、戴维·米勒，《蹲监狱：政治犯》（纽约，1970）。实在没有办法了，军方只拿美莱开刀，而且其悔改和处罚都只是象征性的。所以才有那次屠杀的幸存者在1974年的抱怨，他们“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转移了人们对发生在越南其他暴行的关注程度”。美莱惨案幸存者对基思·萨特说的，收“美莱：都是赢家，除了死去的越南人”，《国民时报》，1974年11月18—23日，页33。
在个人交往的层次，也没有所谓“惩罚”一说。没有人因为某人没有参与杀戮而拒绝与之交往，相反倒有人故意疏远那些无端杀害平民的战士。约翰·迪福斯科，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58。另见列兵安东尼·布伦南，“日记”，页21，1917年1—6月，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比尔·克鲁克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423—424及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7。种族主义的倾向固然存在，但也不应夸大。（与两次世界大战不同）越战时，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有关机构并没有太多负面宣传北越军队或越共，许多美兵对他们甚至有相当的敬意（这与他们对越南共和国军成员的态度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