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6
外国佬和共党分子
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科学上的人种优劣论、跨学科的“国民性格”理论等）导致了某些战区暴力横行的状况。本书关注的三次战争中，英、美、澳军最残忍、泛滥的暴行都是在认为敌人低己一等的情况下发生的（比如太平洋战争和越南战争）。军方的种族偏见可谓根深蒂固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2。（二战时有教官对受训新兵说：“你们不是去欧洲，而是要去太平洋战场。和日本人打仗要不择手段”。越战中，卡利刚开始的罪名是杀害“东方人”，而不是杀“人”），但暴虐的士兵对受害者有着极大的种族偏见，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卡利回忆说刚到越南时他心里想“我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一定要让这里的人都认识我。”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31。另见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194。甚至（拒绝参与屠杀的）迈克尔·伯恩哈特也这么说美莱的战友：“他们许多人没想过要杀人。我是说，杀白人——不是只有白人才是人吗？”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1969年12月14日，页101及103。在讲述了一次骇人的强奸、杀人经历后，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斯科特·卡米尔中士解释说，“这不一样，她们不能算作人。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为越南好，也是为美国好，这样做什么都行。把枪对准人时，要想你不是在杀人。想他们是亚洲人，或是共党，这就没事了。”海军陆战队斯科特·卡米尔中士，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14。日本或越南人既然没被当作人，那就成了猎物了。另外，种族偏见其实有惧怕的成分在。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对太平洋战场的种族态度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他指出：日本是第一个不是白种人却实现了工业化、成就了帝国的国家，第一个跻身列强（在巴黎和会）、在战场上打败了西方大国（1905年打败俄国），在亚洲人面前提出亚洲概念的国家。约翰·道尔，《战争不相信眼泪：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力量》（纽约，1986），页147。另见西摩·莱文特曼、保罗·科曼科，““外国佬”综合症：作为种族相遇的越战”，收查尔斯·菲格利、西摩·莱文特曼（编），《陌生人回家：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0），页55—70及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战利品：美军分尸日本死者，1941—1945”，《太平洋历史评论》，61卷1期（1992年2月），页53—67。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几 种 解 释
暴行频繁，士兵肆杀，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军方和民众都自满于对非战斗人员的杀虐，军队领导层时有失误，士兵害怕受罚，官兵不懂交战规则，认为无须过问命令对错只要执行就是，游击战术的采用和种族偏见等。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可能倒要诧异怎么只有这点暴行了。但如果单个看，哪一个也“解释”不了哪怕一次暴行。美莱大屠杀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但只用士兵性格来解释说服力便有限。很难说北越连的士兵和其他驻越美军有什么不同。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2及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3—84。领导层的问题任何一场战争都存在，更何况它常常只是被用来将责任从一组人转嫁到另一组人身上而已。就连卡利中尉也不是什么孤例，尽管在审判时和此后、几乎所有文章在谈到他时都不无嘲讽。他做领导或许不称职，但和数以千记只是经过仓促培训就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而且骇人的环境的其他军官相比，他也没什么不同。
要怪士兵不懂战争规则是很容易的。到美莱惨案发生时，美军指挥部就防止和报告战争罪行的问题已下发了14条指示和数千本名为《陆战规则士兵手册》的小册子。每一名士兵都发到了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卡片，战争规则在上面写得一清二楚。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37；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20；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6。美国陆军要求所有入越人员都要有如下卡片：即《对待战俘注意事项》、《九条规则》、《行为准则》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卡片“强调要人道地对待并尊敬当地人民”，并规定凡士兵均得遵守1949年日内瓦公约。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21及陆军乔治·普鲁少将，《法律之于战争：越南1964—1973》（华盛顿特区，1975），页74—75。卡利虽然记不清学过的日内瓦公约的内容，但被问到有没有人讲过应如何对待战俘时，他回答得倒很直接：“有过，先生。要以礼相待，还要谦恭。不能侮辱他们。不应准许他们交头接耳。要把他们分开关押，并且要严加看管，先生。”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问题的关键是，总不至于要别人“告诉”他，你不应该射杀婴儿或手无寸铁的百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