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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5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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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有些规则本身还含混不清。在越南,
向一名奔跑中、手无寸铁的人射击是合乎道义的,但如果他只是站着或走就不行;近距离射杀俘虏是错的,但狙击手从远处射杀同样没有防卫能力的敌军却是可以的;步兵不能用白磷手榴弹摧毁村庄,战机驾驶员却可以往下投凝固汽油弹,
一名战士困惑地说。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230。另见西摩·赫什,“玩票记者:谴责”,《纽约客》,1971年10月9日,页114;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367;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5。
游 击 队 员
使战斗“趋于暴力”的还有别的因素。关于敌人的想象和现实间的巨大差距在太平洋和越南战争期间表现得最明显。敌人似乎无处不在——又哪儿都不在——美军只能四处出击,一味瞎打没有成效。他们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因为老遭恶手却无从还击(在越南,只有14%的交火是美军挑起的)。根据美国国防部1967年年中的一份报告:在战争后期,该比率朝有利于美军的方向发展了。见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美国人想象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84。近似的估计见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166。在越南,惟一的“准数”就是每天的尸体清点。许多身经百战的士兵都说“只有见了尸体,才能确定是越共”。但这种态度正是皮尔斯报告所批评的,该报告的结论是,“既然在下令时就有互相较劲,而且命令的执行一般是看有形的结果”,所以北越连的军官“或许把宋美行动当作了一次洗雪此前战斗不力(或缺乏战机)的好机会,以实实在在地攻击并歼灭一支数量可观的敌人有生力量”。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195—196。要是为战友还血债这点“基本的心理安慰”都没有了,一切都会没有“意义”,怒火中烧也就免不了了。罗伯特·利夫顿,“基于经验的邪恶”,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45。菲利普·卡普托曾说:
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这场战争残酷至极,完全是场人民战争。它不像欧洲那样有规整的战役,更像一场野地里的生死战,不讲任何战法和规矩;打仗时,每个人都拼命想保住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谁死了,死了多少,怎么死的,都顾不了了。对那些希望把斯文的战法加给这场野蛮战争的人,我只有蔑视。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29。
在这样的战争中,大批杀害战俘或平民经常发生在战友无谓、胆怯地牺牲之后:连不是战斗人员的戴维·E.威尔逊也说,在看到饵雷撕碎战友时不是没有想过要好好教训一下敌军的俘虏以泄恨。他记得,“我们要是踩上饵雷”,总得杀几个俘虏解气,因为“大家都气急败坏……又没人好出气,便只有杀人了。”戴维·威尔逊,收杰拉尔德·吉尔格里奥,《作决定的日子:拒服兵役者越战从军口述实录》(新泽西,1989),页123。关于所有三次战争的情况,见迈克尔·克劳德菲尔特,“冷枪手”,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补本(费城,1990),页87;理查德·埃利奥特1966年3月31日致父母书,收比尔·阿德勒(编),《越南来信》(纽约,1967),页22;陆军约翰·尤恩中士,“布干维尔战役”,卷1,1944年,页60,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48;步枪手约翰·缪尔,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5;埃里克·诺登,《美国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页5;陆军D.里亚顿上尉,“日记”,1915年8月4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美莱屠杀前,北越连队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里,他们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被冷枪、地雷或陷阱要了命。当时的普遍想法是,他们是因为不够狠才会有这么多人送命的。正如格雷戈里·T.奥尔森中士所说,“我敢说,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的态度,都一门心思在复仇上,都不好受。你想,在美莱前我们失去了多少兄弟?”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蓄势待发”。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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