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4
很多人会以为我背叛了祖国，因为我不再相信战争，军内军外很多人都会仇视我，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会改主意，会很不光彩地退伍。我会因此很难找到工作，会失去退伍军人法案规定的上学和看病方面的特权，我父母也会因此生活困难。杰夫·尼德尔在一本名为“请您阅读”的小册子中，1970年，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13。
澳大利亚步枪手巴里·克瓦纳曾试着解释自己为何没有举报他所在部队犯下的无数暴行：
听着，我不想充英雄。不想和整支队伍为敌。不想上法庭，蹲大牢。我不是常说嘛，“打个屁仗啊”，我还等着解甲归田，拿住房补助呢。步枪手巴里·克瓦纳，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曾有士兵不愿带枪上战场，他的朋友说：“没有像你这样折腾部队的。”里克·斯普林曼，其访谈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23。军队如果（皮尔斯委员会曾轻描淡写地说）“在对待和保护非战斗人员方面持放任态度”，那士兵要是以命令不当为由抗命，就需要巨大的勇气，在战场上尤其是这样。
士兵们一般都不知道战争法的具体性质和地位，这使他们更担心如果不随大流的后果。L.C.格林参加过二战，他就说几乎没人告诉“一般的士兵”打仗有那些规矩。他知道如果自己被生擒，那么按1929年日内瓦公约须得报上姓名、番号和军衔；至于战俘有哪些权利，应如何被对待，就不清楚了。L.格林，《现代战争法则论文集》（纽约，1985），页27。一般来说，只要这些规章已经公布，那军队指挥层就可以免责。（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说过：“命令都清楚地写着呢。每人都有张卡片，上面有该怎么对待战俘。”威斯特摩兰的访谈，收迈克尔·查尔顿、安东尼·芒克里夫，《诸多原因》（伦敦，1978），页148引自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军方的态度是，相关文件既已分发，那他们就不应该有责任了。洛伦·巴里茨，《逆火：看美国文化如何把我们带进越南，告诉我们该怎么打仗》（纽约，1985），页294。
尽管交战规则每半年就要重新印发一次，但发到士兵手上的多少不均，甚至根本不够。惟一的例外是空军，因为飞行员和射击指挥员在执行任务前要进行考试，看他们对规则掌握得如何，此后每三个月还要考查一次：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及布鲁斯·帕默尔上将，《一场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角色》（纽约，1984），页170—171。许多战斗人员（既有军官也有普通士兵）就说具体的战斗行为合法与否他们并不清楚。1974年有人采访了一百多名曾在越南服役的将官，17%说（在美莱惨案发生前）交战规则“常在整个指挥链中遭曲解”；而说“明白”这些规则的只有29%。多数将官承认他们靠“常识”行事。道格拉斯·金纳德，“越南再回顾：美国陆军将级军官态度一览”，《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页451。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4。北越连队的士兵也说，他们到越南后没人跟他们讲不能伤害平民或是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他们只有一次因伤害平民（三名士兵奸污了一名当地妇女）而被骂，也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处罚。据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在宋美拒绝开枪士兵的故事”，《纽约时报杂志》，1969年12月14日，页101。卡利说他在接受军官培训时，从没有人提过战斗区里平民的事。只是到他们要开赴越南那天，才有人跟他们讲要守规矩，不要骚扰当地妇女等。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28—29。从没有人说过命令还有合法、非法之分，“所有命令都是合法的”。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保罗·米德洛还说平生从未听过还有“非法命令”：理查德·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158。连1968年3月16日在美莱摄像的罗纳德·海伯勒也说自己不知道美军越南援助指挥部曾于一年前下过命令，要求有关人员向指挥官报告任何战争罪行。哈默，《审判中尉卡利》（纽约，1971），页91。参与美莱大屠杀的士兵此前接受的是“速成训练”，只有人给他们讲过有关日内瓦公约、交战规则和应怎样对待非战斗人员的“零星”知识。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04—205。另见页83。此外，在他们上战场前两个月，约有50名士兵补充到他们的部队。这些人既没有接受过全套正规训练，也未能很好地和部队融合。但即使是正规训练，也只有一个小时是用来讲战争罪的，另外几百个小时都是讲怎样才能有效杀人和服从命令的重要的。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210—211。在美莱惨案发生后增加到了两个小时。再有，这些训练是由退伍的战斗能手带着做的，他们在讲解战斗规则时会夹杂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恰恰违反他们讲的任何一条规则：下面的“童男”最容易听信这些故事了。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第2版（纽约，1970），页102。另外，还有高级军官认为，向士兵讲解战争规则会破坏他们的整个战斗部署，而且那是律师的事，不该由战士们来做。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12及陆军W.麦克林少将，“军法”，《加拿大陆军军报》，8卷1期（1954年1月），页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