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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3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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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要是没用,手下又不支持,暴行就会成堆发生,因为士兵害怕抗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驻越士兵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也偏小(他们的平均年龄是19岁,而二战时是27岁):面对危险,他们常会作出过激反应。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82。他们不知道抗命会有什么结果,这种恐惧在其战友身上体现最清楚:没有参与屠杀的士兵会被认为做事急躁,对集体不忠。没人愿意尝试鸵鸟政策: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里,这样不仅会剥夺人仅有的那点安慰,甚至会让士兵因此送命。早在二战时,被认为“不称职”(即没有进攻欲)的海军陆战队员就会受到严厉处罚。理查德·特莱加斯基斯,《瓜达卡纳日记》(纽约,1943),页16。其他威胁见比尔·克鲁克斯,其访谈收埃里克·伯哲鲁德,《触火:南太平洋的地面战》(纽约,1996),页423—424。有的惩罚办法虽轻——其效果却未必差。比如,有士兵参与奸杀了一名越南妇女,他说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是“怕人笑我”。他最怕别人说他“搞同”——没办法他只有跟着强奸了那名妇女。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35。另见乔治·赖安,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的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美莱屠杀发生时在场的士兵担心,要是举报就会被同伴用手榴弹炸死。罗纳德·海伯勒,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183。陆军一等兵迈克尔·伯恩哈特拒绝参与屠杀,但事后他却选择了缄默,“跟敌人较量已够危险了,我不想再惹祸上身”。迈克尔·伯恩哈特,引自朗·赖登奥尔的信,收约瑟夫·戈德施泰因、伯克·马歇尔、杰克·施瓦兹(编),《皮尔斯委员会报告》(纽约,1976),页37。格雷格·奥尔森当时也在场,他也不愿对当权者讲述当日的情形。他说自己不知道“上报的渠道”,实际是担心,“你得想好了才能像我这么做……别忘了,当时大家手里都有枪……直面控告你的人并不难,但不是在他有枪的时候。”格雷格·奥尔森,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82。
军方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旁人很少能想象士兵会因为将暴行上报而受惩罚,但几乎可以肯定,军队高层对不执行命令者一定会严加惩处。如果有人敢抗命,不愿杀害战俘,那会怎样?对此,越战老兵乔治·赖安压根儿没抱幻想。无论上级命令多么残忍,他都不会抗命。假使我拒绝杀害北越的伤兵,“倒不会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但肯定会上黑名单,回营就被调往炊事班,被人叫成懦夫。我可不想这样”,他说。乔治·赖安(假名),其访谈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40。但对有些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分明是可能的。这正是卡利所担心的:他以为,抗命就会被送上法庭,要不就是枪毙。威廉·卡利,引自阿瑟·埃弗雷特、凯瑟琳·约翰逊、哈里·罗森塔尔,《卡利》(纽约,1971),页25。有一名陆军中士向指挥官禀报一起已发生的屠杀越南平民的事件,却被威胁如不封口就会被送进监狱。这名中士是炮兵雷达部队的一名熟练的技术人员,还得依靠上下的支持。在被警告后遂决定再也不提此事:
我知道这事不可能成的,要是一意孤行绝没好果子吃,我不想被人欺负或被扔进监狱……所以就努力忘掉它,没再声张……把它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引自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119。
类似的事情二战期间也有发生。某飞机领航员就说,曾经因为怀疑狂轰滥炸是否合法而内疚过一阵。“我总……想到妇女、儿童、医院一类的东西,”但他也说:
但这种怀疑能跟谁说呢?德国人也炸我们的城市,这让我良心稍安些,但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犯嘀咕。要是德国人赢了这场战争,是不是战犯就会是我们呢?要是觉得这在伦理上说不过去,是不是应该跟中队长去说,然后拒绝参与呢?这样做会有怎样的结果?军事法庭!在这种事上据理力争,要比什么也不想、只是完成飞行任务需要多得多的勇气。一位长期服役的飞机领航员,引自马丁·米多布鲁克,《汉堡之战:盟军1943年对一座德国城市的轰炸》(伦敦,1980),页349。
处罚也有轻的,比如降职。卡利的部队未能上报杀敌人数时(根本无人可杀),巴克上校就警告说:“你要是完不成任务,中尉,那我只有另请高明了。”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47。另见“达菲中尉的声明”,收理查德·福克、加布里埃尔·科尔科、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53。轰炸机组人员要是拒绝轰炸住宅区,会被怪为“道德品质低下”,然后就是降职。爱德华·史密西兹(辑),《空战:制造、保养、驾驶战机的人记住二战》(伦敦,1990),页125—126。对命令提出质疑不能被容忍:军官候选人要是打报告说对指挥官有不同意见,他“可能得辞职。要不就得准备好当20年的上尉。”约瑟夫·埃利斯、罗伯特·穆尔,《士兵学校:西点与战争行业》(纽约,1974),页167。在二战期间,被认为“道德品质低下”的空军人员可能会被开除,降职,失去日后攫取民航中油水多的职位的机会以及被剥夺证章等。对此精辟的分析,见约翰·麦卡锡,“空勤人员与二战中的‘道德品质低下’”,《战争与社会》,2卷2期(1984年9月),页88—89。直言反对不必要的暴行会遭到严惩,如杰夫·尼德尔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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