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10
但他的反应并非每个人都有。有人倒从暴行中获得了许多快感，特别是受害者如果“有一定地位”的话。地位最高的是“双料老手”（先奸后杀），其次是婴儿、成年妇女、老年男子，最后是战俘。一名士兵曾参与轮奸并杀害了一名越南“妓女”，他不仅描述说自己是在“做爱”，还兴高采烈地吹嘘这是他第一次“穿着靴子和女人做爱”。迈克尔·麦卡斯特，收“越南老兵反战”，《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9。21岁的查克·奥南回忆与他同在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受训的士兵“喜欢”折磨、强暴、杀害俘虏：“许多人志愿到越南来。海军陆战队的中士把这里讲得天花乱坠——你知道，他们形容得特别恶心——到这儿来能杀人，能怎么怎么的。”海军陆战队员可以强暴妇女，“被当作吸引他们志愿来越南的法宝”。查克·奥南，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30。
正因为军方内部对某些暴行普遍认同，卡利的定罪才激怒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许多高级军官写信支持他，（而就在宣判的当天晚上）有数百名老兵在本宁要塞军事监狱的铁丝网外游行，高呼：“战争是地狱！放了卡利！”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2及汤姆·提德，《卡利：士兵还是杀手？》（纽约，1971），页130。“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全国领导人赫伯特·雷恩沃特闻讯大惊，召集记者说“每一次战争都有美莱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竟破天荒地审判了一个不过执行了自己任务的士兵。”赫伯特·雷恩沃特，引自“本宁要塞判决”，《新闻周刊》，1971年4月12日，页28。许多人认为卡利的上级应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大将，二战期间曾指挥马来亚战役，占领新加坡，后调任菲律宾方面军司令官，战后在马尼拉被处绞刑——译注］大将的案子不已经表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哪怕并非司令官——这里是（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廉·C.威斯特摩兰上将——本人下的命令，但只要他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我们依然可以追究他的战争罪？讨论详见格文特·卢伊，《美国在越南》（纽约，1978），页239—240及347。威斯特摩兰的辩解见W.威斯特摩兰，《老兵心曲》（纽约，1976），页378—379。 连反战的左翼老兵都认为不该起诉卡利。美军越战罪行公众调查委员会在1970年有力申诉了他们的忧虑，迈克尔·乌尔等老兵表达了退伍军人对起诉的“强烈愤慨”，并抗议士兵在“被迫执行搜索歼地［一种反游击战术——译注］、自由射击区［该地区内任何移动物体都会遭射击或轰炸——译注］、不收战俘、绥靖安抚、易地安置等命令”时竟得“为此负责并遭起诉”的做法。责任当然应该有人承担：被诉的应是“最高民选和军事领导人”，而不是普通战士。迈克尔·乌尔，《越南：一个战士的看法》（威灵顿，1971），页9。
民 众 支 持
在远离战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在看到“敌军”非战斗人员被杀的报道时，不是否认就是听任。即使美莱惨案的消息充斥报纸头条的时候，许多人仍不愿意承认它是事实。“我们的小伙子不会做出这等事来。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有人说。美国亚拉巴马州州长说，“我不相信美军会故意射杀百姓……这场战争中的所有暴行都是共党犯下的。”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2。也有人虽接受这一事实，却在道德上保持中立。《时代》杂志197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被访者表示在得知屠杀之惨时并未感到难过：“打仗嘛，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1608人接受了访问：“越南战争：对尼克松的新支持”，《时代》，1970年1月12日，页10—11。晚近一些时候，历史学家也越来越倾向于类似的立场。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迈多克就认为
战争规则就像交通规则：每一个既诚实也现实的人都知道总有违规的时候，只不过有的司机犯错要更频繁、严重一些，而有的司机绝少违规。
他还说“一国的军队可能有不止一套规章”。比如执行一些秘密行动如“不死鸟”的澳大利亚士兵就不用
按步兵营的那套规矩“开车”，他们的许多作为按后者的标准常常是违法的。但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就不一定算“超速”。肯尼思·迈多克，“越界？——澳军暴行问题”，收迈多克（编），《越南忆旧》（悉尼，1991），页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