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9
虐待折磨和“战略了结”在游击和反革命活动中尤为常见；特种部队把自己刻意包装成世上最难缠、最无法无天、最具阳刚气的战士组合；他们经常单独行动或组成团结、高效的小分队，在脱离大部队指令体系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各组都争强好胜，又高度依赖、协同作战，这样即使有暴行发生也不会被暴露。杀害平民可以给游击队（和涉嫌帮助他们的人）以警告，这样游击队就会来寻仇。“细想一下，这不失为一个好战术”，1969年当有人征询某军官对美莱大屠杀的看法时，他回答说，“你要是把人吓坏了，他们就会躲着你……噢，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么做……但我想这么做的确很管用。”无名军官，1969年12月的访谈，引自爱德华·奥普顿，“这从未发生，再说也是他们活该”，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65。要想煽动士兵杀人，这招也“很管用”。高级军官都知道，士兵在场下对俘虏越狠，上了前线才越会乐于进攻。而如果对他们进行惩罚，等轮到他们合法展示其攻击性的时候（在战场上），他们的表现反而会不尽如人意。场下的凶残是为日后的作战做准备。用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里的话来说就是，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强硬做派”。这种做派“比是不是有几个日本战俘被揍或被杀要重要得多”。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302。战场上什么都是公平的。
征战之人也认识到，屠杀俘虏和平民或许真的是必要的。举一例来说，约翰·尤金·克龙比在温切斯特学院念了一半就加入了苏格兰高地兵团。1917年4月（他于一个月后战死）他写信给朋友，讲他们是怎么“肃清”敌人战壕的：把发烟炸弹扔进德军战壕，但因为长官不愿派人把战俘押到营地，所以只要有德国兵投降就立刻把他刺死。真要做起来实在骇人的很，克龙比想，虽然他也知道“从军事角度看，这很方便……是德国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要想打败他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比他们还要狠”。约翰·克龙比上尉给一位不知名朋友的信，1917年3月3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82—83。这样做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也成了广泛的共识。乔治·巴克，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47。就算破坏规则也能得到大多数士兵的宽宥，在战场上
谁又有工夫去辩论那些形式上的细枝末节，行事的暴虐与否？喷火器、汽油弹、燃烧弹、石弓、毒桩——对那些陷于战争困境，每天要做上千个决定的人，别指望他们会按昆斯伯里侯爵［1844—1900，即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英国运动家、体育赞助人，1867年创现代拳击的基本规则——译注］的那套规则行事。塞姆·达蒙，引自安顿·米勒，《曾经是苍鹰》（纽约，1968），页787—788。
实际在有些情况下，反倒有人教他们怎么样才能最有效地消灭俘虏。特种兵唐纳德·邓肯就曾上过一门叫“应对恶意审讯”的课，里面就有提到战俘的问题。就有益的方面说，战俘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等他们把一切都招了再把他们放掉也有一定的宣传价值。甚至把战俘争取到反共阵营里来也不是没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生擒敌人的负面影响远比其正面效用来得大。他的“情报价值”还得和“俘虏他所带来的责任”（包括部队机动性的下降，食物和水等重要储备的共享以及必须派专人看守）相权衡才行。如果敌人知道投降就会被杀，那为了不被捕他们只会更顽强地反击。尽管如此，就地处决还是很重要。不忍心杀俘虏的人要加入特种部队“心理这关就过不去”，于是只有换岗。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60—161。据詹姆斯·亚当斯说，海军陆战队里也有类似的训练。他才21岁就已经被训练成冷面杀手了。他能背诵教官的指示：
至于受伤的敌人：“要是看见敌人的伤兵躺在地上，就别留活口。”手头要是有刺刀，就该俯下身，教官的原话是“砍下他的脑袋”或是“在他身上多戳几个窟窿”。詹姆斯·亚当斯，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31—132。
许多士兵都承认他们的教官说过“可以强暴妇女”，教他们碰到女俘虏怎样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然后“把尖棍或刺刀插进她们的阴道”。例见查克·奥南和吉米·罗伯森的证词，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8及60及丹尼尔·兰，《战争伤亡》（纽约，1969），页25—26。
有些士兵因曾参与过暴行而愧疚不已，也有人从中得到乐趣。吉米·罗伯森就曾后悔杀戮平民。当他决意放弃华盛顿特区舒适的生活去参军的时候，他才19岁。他被派往越南，一日，上级决定要夷平一座村庄，男、女、孩子一个也不留。约一年后，他略迟疑却痛苦地回忆了参与屠杀时自己的惊唳、心底一阵同情带来的恶魇，以及他无法自控、麻木地跟着大部队行动：
就像，你知道的，至少就我自己，嗯，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一双眼睛上，女人的眼睛，而她——我也不知道，我看了，我是说，就在开枪前，对。你知道，我其实不想。我只想调脸走开。但有东西告诉我不能这么做。它告诉我不能，嗯，不能就这么不管其他人，不干了，等大家都开枪了，我也开了枪。吉米·罗伯森，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