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8
他还说这场屠杀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虽然他也承认这“早已超出了文明的底线”，但他还是为自己的行动开脱说：
像我这代人，在1945年这场残忍莫名的近身肉战行将结束的当口，面对就是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的敌人，我不曾迟疑过。即使我有过其他想法，替“日本鬼子”向施事者（这些人可是我的同志，他们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也是）讨公道在我看来也是招人厌、甚至是可耻的。
他“不能想象”任何人会被控犯有战争罪——证据太难收集，或者根本找不着，施事者“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还是胜利者。要是有人试图批评杀害战俘的做法，弗雷泽会建议他“自己去前线试试，面对像日本那样的敌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反应。”他主要是想说，战场上的事只有行伍之人才有发言权。世上没有“法则”可以高过战士对情况的熟悉和他们的第一反应。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ⅩⅥ，26，73，83，87，118，125—126及191—192。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权评判别的战士的论调——而这些人是不会认为当事人有罪的——这已不新鲜。一名越战老兵曾对一名被诉杀害俘虏的战友说，“我们没人记得他杀过那人，他要是杀了我想我们会记住的。国内的鹰派也好鸽派也罢，在道德上总是安稳的，不像我们这些在越南卖命的人。”威廉·克兰代尔，“我们可以从冬季士兵调查吸取什么教训？”，《越南一代杂志：没人下车》，5卷（1994年3月），网上，页1。即如1946年出版的一份澳军训练备忘录，虽一方面谴责杀害俘虏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说：“从没见过自己的战友被打得血肉模糊、从未出生入死的人，又哪能作出判断呢？”陆军W.罗上尉，“投降准则”，《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4期（1946年10）月，页23。
这种知道同伴会“帮忙”的心理一直都有。在英、美、澳三国，从高级军官到士兵，对杀害平民和战俘都普遍持赞同态度。它甚至会带来一种自豪感，曾帮助训练北越连队的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就深有此感，为他们在1968年3月那天的作为感到“高兴”，甚至还给自己邀功：
现在看他们都是好样的。但他们能进入美莱，圆满完成任务，我认为与他们受到的良好训练直接相关。操练军士肯尼思·霍齐斯，引自迈克尔·比尔顿、凯文·西姆斯，《在美莱的四小时：战争罪行及其后果》（伦敦，1992），页55。
对杀害平民和战俘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它虽让人憎恶，却是附加的、不可避免的战争行为。指挥官们认为许多战争规矩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只会限制他们争胜。W.帕克斯少校，“敌对状态下的罪行：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报》（1976年8月），页21。他们倾向于“接受”暴行总是要发生的事实。一战时有名上校就承认：“我以前见过手下人施暴，以后也还会见到。既已激发、释放了这些人的兽性，就别指望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收心。”无名陆军上校，引自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9—30。所有暴行都可以这样辩解，就是杀人越多，那被杀的可能性就越小，就像乔治·S.巴顿中将在1944年4月4日对妻子说的：“有些喜欢讨好上司的人说我们杀害了太多的战俘。但同样这些人却为我们杀死多得多的日本战俘而欢呼。在我看来，我们杀人越多，那牺牲的人就越少。但这些人不这么想。”巴顿，引自詹姆斯·温加特内尔，“比斯卡利大屠杀：巴顿和一桩美军战争罪行”，《历史学人》，52卷1期（1989年11月），页37。即使有士兵心有不安，希望这些暴行能引起上面关注，也没人听他们。比如（第1骑兵师的）比利·康韦就发现他的排副根本“就不想听”部下是怎么轮奸三名北越军队护士、然后是怎么把照明灯强塞进她们的阴道并点亮这些灯的。比利·康韦，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83。海军陆战队员埃德·特莱拉托拉也认为军队内部在暴力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共谋。要是巡逻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在的部队常会溜进一座村庄，绑架一名妇女，然后施行轮奸。至于最后是放是杀，就要看兴致了。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他们每晚的必修课。特莱拉托拉也承认“村民会抗议”，“这时候，”他接着说，
高级军官会说，“嗯，那就先停一阵吧”，“至少与上次的间隔长一些。”但从没有人阻止我们。埃德·特莱拉托拉，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6。